1974年春季，在中南海的书房之内。毛泽东听完医疗组的汇报之后，忽然向汪东兴问：“潘汉年最近情况如何？”汪东兴谨慎地回应说潘汉年正在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主席沉默了一会儿，仅仅说了八个字：“不要谈论，心里无法拔除那根刺”。这番话传到秦城监狱的时候，潘汉年正好借助着铁窗的光线阅读《列宁文选》，他在“信任一旦破裂就难以重新建立”这句话下面划下了一道很深的痕迹。
说来颇具讽刺意味。毛泽东最初对潘汉年的信任是建立在一场谣言反击战之上的。在1943年的时候，国民党的报纸炒作共党代表秘密会见汪精卫这一虚假消息，而延安方面连续三天通过新华社发布辟谣声明，具体的驳斥逻辑还是由毛泽东亲自敲定的。甚至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主席还专门安排潘汉年坐在前排，在合影的时候还扭头对他说小开同志要多出力。这种公开表示信任反倒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十二年后发现当年所维护的人确实见过汪精卫，那被欺瞒的感觉便会加倍地刺痛。
我认为潘汉年案具有特殊性是因为时间跨度。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是权力方面的扩张，张国焘的错误是另外设立中央，这些都属于现行政治方面的分歧。潘汉年在1943年见到汪精卫确实存在情报工作方面的特殊性，关键在于他连续错失三次坦白的机会。1945年当面进行汇报、1949年进城之前进行交代、1955年初会议期间主动进行说明，在这些时候都有可能得到谅解。但是他在每一个节点都选择了沉默，这种累积起来的效应比单次的错误更加严重。
回头来说，毛泽东对于情报系统的宽容程度很不一般。当年康生在莫斯科和王明交往密切，徐恩曾的中统旧部起义之后也被任用，就连张国焘的机要秘书投诚之后也照样做资料方面的工作。但所有这些宽容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历史问题得彻底地进行交代。在1956年讨论特赦名单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强调隐瞒比错误更加可怕，这句话后来被罗瑞卿记到政法工作会议的纪要里了。
处置过程中的差异更值得去仔细思考。同样是涉及历史问题，王世英被判定为有内奸嫌疑之后仍然保留着党籍，柯庆施的脱党经历也没有被深入追究。潘汉年出现问题之后，周恩来曾经建议先调任一个清闲的职位进行观察，陈毅拿出淮南抗日时期的功绩材料来为其求情。可是毛泽东看到潘汉年书面检查里所说的怕影响工作威信的辩解时，直接批注这个人从此以后不能够再被信任。这样的决绝态度，或许是因为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质，地下战线可以容忍失误，但是绝对不能容忍存在信任方面的黑洞。
可不能将所有情况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情绪。1955年肃反运动在深入地开展着。公安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当年投案自首的人群当中，由于隐瞒历史问题而自首的人员所占的比例达到了七成。潘汉年是情报系统中很具有标志性的人物，对他的处理方式必然会产生示范方面的效应。如同邓小平后来所总结的情况那样：主席对潘汉年进行批斗，这实际上是给整个全党确立规矩。
历史终究会有回应。1982年中央所发布的平反通知之中特别说明，会见汪精卫属于工作方面的交流往来，此等于是从性质上否定了内奸的嫌疑。但是文件与此同时也指出，长期隐瞒是违背组织原则的，这恰好与毛泽东当年的核心关注点存在着微妙的呼应。
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毛泽东不原谅并非针对1943年在南京的那一次会面，而是痛心于之后十二年的信任被透支。潘汉年在自述材料中书写自己自视特殊、顾虑重重，他实际上自己点明了关键所在，情报工作者更应当严格遵守对党绝对忠诚的铁律。如同周恩来对特科人员所说的：你们可以欺骗敌人，但是永远不可以欺骗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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