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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朝着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迈进，“十五五”时期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十五五”时期乘势而上迈好第一步定向领航。会议明确提出，更好地促进“四稳”，即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瞄准统筹“稳”与“进”的方向，必须综合施策，不失时机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更多转向内生增长。

原文：《乘势而上，迈好高质量发展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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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探索“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的逻辑

“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的逻辑需要转变。要由以往重视产业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供给侧导向，转为重视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侧导向。第一，算需求，稳定和扩大终端需求，把终端需求先算清楚。第二，定产能，以终端需求为基准，评估当前的产能状况，是“过剩”“差不多”，还是“不足”。第三，搞投资，在产能不足的领域进行投资，才是有需求、有效益的投资，或称有效投资。由此出发，决定投什么，投多大规模，有什么样的速度。要在投资中增加技术含量，体现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当前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终端需求不足、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领域，以新名目上新投资、新项目。此类投资当期是可以增加GDP，但下一期就会形成新的过剩产能和债务负担。

中国现在到底是要搞消费，还是要搞投资？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下降1.7%。出现负增长和产能利用率下降显著相关。现在产能已经严重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不投资对很多市场主体来说反而是比较理性的选择。产能利用率下降是因为终端需求下降了。只有把终端需求提上去，投资才会随之增加。所以，到底抓投资还是抓消费，结论是抓消费，最后才能真正把投资提升上去。围绕稳增长、稳就业，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具体对策建议：

扩大消费的前提是增加收入。一是稳定宏观经济基本盘，持续推进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稳定和扩大城乡居民就业，提升中低收入人群工资性、经营性收入比重。二是缩小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增加城乡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性收入。三是将部分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者提供。

扩张性财政政策，每年规模不小，但重点要转向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实际上就是用这笔资金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发展型消费不足问题，以此对冲房地产等非生产性投资下降后留下的空间。“十五五”时期，可以通过将“两个十万亿”国有权益资本划拨社保基金并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短期财政补贴和完善长期缴费制度等多措并举的方式，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群的人均养老收入。同时，要推动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和居民财产权利制度，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目前，中国距离消费强国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首先要把消费占GDP比重差20个百分点的缺口补上，才能成为真正的消费强国。消费强国有两个关键性特征。第一，做全球最大的“甲方”。由消费大国转向消费强国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让国内消费者也能分享全球范围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这个市场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消费者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购买力，而支撑购买力的是较高的居民收入水平和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民币币值。我们应当逐步转向对外贸易平衡战略。大量进口并使用人民币支付，将成为未来推动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渠道。第二，消费也是投资，而且是更重要的投资。现阶段重点发展的服务消费，特别是其中的发展型消费，既可以看成是消费，也可以看成是投资，是“投资于人”，是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培训提高智力水平和工作技能，医疗卫生提高健康水平，社会保障提升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性和社会流动性，这些都从不同方面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与创新驱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相适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

统筹兼顾，把握经济发展核心命题

关于“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三者的统筹，在逻辑上应当理解为实现“几个结合”。这实际上为我们认识中国经济提出了一种新的范式。

坚持应对周期性冲击与保持长期增长相结合。过去我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往往将应对短期波动（周期性问题）与关注长期趋势（增长问题）区分开来。周期性波动通常被视为宏观经济学的范畴，但宏观经济学同样也分析长期增长问题。统筹就意味着两者要统一起来。坚持供给侧的潜在增长能力与需求侧的拉动能力相结合。供给侧强调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需求侧讲的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供需两侧要结合起来，即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时要将两侧因素统一起来看，而不是割裂开来。坚持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相结合。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初次分配领域固然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然而，仅靠初次分配的调节，已不足以将收入差距缩小到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水平。因此，必须强化再分配机制的调节作用。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需要深刻认识“投资于人”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即提高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投资于人”也是积累人力资本、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手段。因此，这一结合体现了发展目的与发展手段的辩证统一。各类政策工具既各司其职，也要把工具箱打通。我们在推进各项工作时，往往依赖特定的宏观政策工具。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各有其专长和适用领域。统筹的要求在于，既要让各类工具各司其职、发挥特长，又要将其打通使用，避免局限于在某一领域，以及囿于单一的政策工具。

在三位一体的“统筹”中，首先强调“促就业”。需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职业培训体系。过去的培训主要针对在职人员或失业人员，现在的培训体系必须延伸：青年学生毕业后可能第一件事就是接受岗位培训，劳动者需要不断“回炉”、接受培训以适应AI时代，大龄劳动者在延迟退休背景下也需要持续的技能更新。

在“增收入”方面，面临着双重目标：一是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二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从目前来看，我国依靠这两大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潜力仍很大。一方面，目前我国税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具有明显再分配功能的税种占比为36%左右。这一比例不仅低于几乎所有的OECD国家，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我国税收制度的累进性质和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仍有提升空间。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通过扩大转移支付，按照更具普惠性的方向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提高覆盖率和均等化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稳预期”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设。两个造成预期不稳定的因素，一是技术对就业的冲击。2012年以来，虽然我们在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自动化的推进也影响了大量旧岗位。这种“获得岗位”与“失去岗位”并存的现象，导致新创造的岗位不能全部转化为净增岗位。这种“创造性破坏”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会造成不确定性预期。二是人口加速老龄化。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即将迎来“高龄化”挑战。数据显示，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将逐渐提高。这不仅对延迟退休年龄提出新的挑战，也大大增加了社会对养老、赡养和照护的更大需求，这些都构成预期的不确定性。稳定预期归根到底在于能否建立起一套“分享劳动生产率”的制度体系。这包括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人为本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一系列配套的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只有通过制度安排，确保全社会成员能够公平地分享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的红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焦虑，实现“稳预期”的目标。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3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