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3日傍晚，重庆林园官邸书房的灯亮得刺眼。张治中刚替蒋介石递上一封加急电报，内容是美国驻华特使赫尔利再次确认“国共领袖会面安全须有保障”。蒋介石垂眼读完，手指在紫檀桌面轻敲，却突然吐出一句话：“通知军统，不准碰毛泽东。”侍从们面面相觑，这与委员长一贯的强硬姿态截然相反。耐人寻味的转折，其实源自多重权衡。
时间往前拨十五年。1930年夏，第二次反“围剿”失利后，蒋介石恨不得一步踏平瑞金。“生擒毛泽东奖洋十万元，献首级者奖洋八万元”，悬赏令把名字写得半分不差。当时的毛泽东不过三十七岁，指挥红军在赣南、闽西游击穿插，国民党部队总是追之不及。悬赏令贴满街头，士兵们却只换来一张张空白战报。对蒋介石而言，这个倚仗山地与群众的湘籍书生，比任何军阀都难缠。
长征结束，红军落脚陕北，蒋介石的悬赏未撤，密令仍在。西安事变后，他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对中共持枪自卫的警惕稍纵即现。皖南事变就是例证：1941年初，新四军皖南部队被七万国民党军包围，项英、叶挺所部险些全军覆没。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剪除共党羽翼”几个大字，可见杀机不减。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蒋介石又嗅到可乘之机。他了解国民党兵员四百余万，装备丰厚，更得到了美军物资援助；而八路军、新四军虽扩至百余万，武器却参差。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并未立刻开战——他想打，却想把“挑事”的帽子扣到共产党头上，于是三番五次发电邀毛泽东来渝。美国人也在旁边推波助澜，赫尔利一句“展示和平诚意”令他更觉布局完美：毛若不来，世界舆论谴责中共；毛若来，天时地利尽在西南首府，生米熟饭都由他掌勺。
延安内部争论激烈。有人劝阻：“虎穴龙潭，去则凶多吉少。”周恩来却说：“全国人民要和平，领袖不能退。”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C-47运输机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舱门一开，闪光灯一片，周恩来顺手抛出写好稿件的“礼物”，记者们涌向他，毛泽东才得以脱身上车。自此，安全保卫进入分秒必争。
蒋介石为毛泽东设宴那天，客厅里摆满水晶杯。觥筹交错间，他笑问：“润之先生，胃口似乎越来越大？”毛泽东放下杯子：“委员长脾气也没变，对我们还是老看法。”短短两句话，已把立场挑明。谈判桌上，蒋介石抛出“三统”原则：政令统一、军令统一、财政统一。换句话说，解放区要么解散，要么归编。毛泽东回答含蓄：“离了根据地，我们就成孤魂野鬼，何谈统一？”双方各执一词，文件来回修改，字斟句酌却难见实进。
就在僵局拉锯的同时，“暗杀”话题在坊间悄然流传。有特务献计：在宴会里下毒，在下榻处布炸药，甚至提议空中“意外”。蒋介石把方案一一摆在桌面，又一一否决。表面看，他似乎突然仁慈；实则衡量后果，动手成本高得吓人。
先看外部力量。苏、美、英都不愿看见中国再陷内战，赫尔利更在抵渝当天就对蒋介石当面提醒：“我已以美国信誉保证毛先生安全。”要是枪声响起，舆论压力立刻压向国民政府，华盛顿也不会买账。蒋介石自忖再强，也不想同时顶着国际与国内的非议。
再看国内民意。八年抗战血泪未干，百姓只求喘息。毛泽东乘机抵渝，报刊纷纷以“和平希望”作大标题，茶馆里票友都在议论“共商国是”。若此时扣押甚至伤害毛泽东，无异开弓再射第一箭，保守派也难以辩解。蒋介石清楚：他要打仗，得先赢得“正义”名分。
最后是他对自身实力的估算。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管华中、华南巨额军火，兵力占优。他认为只要回合制开打，胜算仍在，不急于冒暗杀之险。日记里写得明白：“纵令其返延安，于我势无损。”自信使他有余地示宽。
与此同时，中共保障体系紧锣密鼓。周恩来安排警卫二十四小时值守；张治中受托沟通国民党军警，任何人进入住处都要登记。连毛泽东临时住到蒋公馆那晚，周恩来也提前检查屋内所有电线、窗锁。多层保险，让暗杀难以下手。
9月下旬，《新华日报》刊出毛泽东书面谈话，提到“党员一百二十万，解放区军民兵数百万”。蒋介石捏着报纸皱眉，心头火起，却依旧没改变“不得动手”的命令，他得维护谈判表象。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出，史称《双十协定》。11日清晨，蒋介石陪毛泽东共进早餐，送至机场。舷梯旁，王若飞低声说：“主席，安全到延安后电报一封。”毛泽东点头登机，飞机缓缓滑行，在薄雾中升空。
硝烟并未就此终止。蒋介石回到官邸，翻开作战计划，内战序幕已经拉开；延安灯火通明，中央前委的应变方案也部署完毕。蒋介石那句“不许对毛泽东下手”最终只是一种权宜。三年后，优势与劣势彻底对调，南京的九重宫墙再难挡住潮水。
对照这段曲折脉络可以发现：杀机与顾忌始终并存，明枪暗箭比拼的并不只是勇气，还有舆论、国际关系与力量对比的复杂计算。蒋介石的禁令并非慈悲，而是形势所迫的理性选择；而毛泽东敢赴重庆，则源于对群众基础和战略主动权的深刻信心。历史的棋局，常在一念之间揭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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