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如果激进左翼获胜，美国就完了|共和党|唐纳德·特朗普|埃隆·马斯克|左翼|美国

马斯克近日表示，他计划资助共和党中期选举候选人，并警告称若民主党掌控国会，美国将面临危机。

在回应一则关于其将资助共和党助特朗普"重新获得全部控制权"的帖文时，马斯克写道："如果激进的左翼获胜，美国就完了。"

他指责民主党人将"打开非法移民和欺诈的闸门"，使美国"不再是我们所知的样子"。

据Axios此前报道，马斯克近期已向共和党国会选举候选人提供大额捐款，并计划在2026年继续提供政治献金。

马斯克在2024年大选期间曾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与最大竞选捐赠者，后被任命为政府效率部（DOGE）负责人。

双方关系曾因支出法案产生分歧，但近期似已缓和。

目前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面临挑战，共和党在近期特别选举中连续受挫。

中期选举结果将决定国会控制权归属。

马斯克这个人，以及他所代表的一类人，也就是我们常知的、以硅谷巨头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们，这些人，都披着一层进步主义的外袍。他们谈论气候变化，支持移民开放，推崇社会多元和自由主义理念，仿佛他们是引领人类走向更美好未来的、超越旧政治纷争的先知。

马斯克本人就曾是这种形象的集大成者——一个梦想着移民火星、用电动车拯救地球的浪漫工程师。

现在，其面具正在滑落。

当他公开地、旗帜鲜明地将自己绑上共和党的战车，并对“激进左翼”发出末日警告时，他变了，从一个看似中立的创新者，转变为一个政治行动者。

这个转变信号至关重要。

它宣告了那个科技资本以价值观为旗帜间接影响政策的时代，正在被一个资本凭借巨额财富和舆论控制力，直接下场、企图塑造甚至收购政治权力的时代所取代。

那么，驱动这种转变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呢？是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吗？或许有一部分，但肯定不是全部。

更主要的驱动力是利益，是纯粹而坚硬的经济理性。

我们来看他攻击最猛烈的移民问题。他说民主党会打开“非法移民和欺诈的闸门”，这话听起来充满了民粹主义的道德控诉。

刨去情绪化，我们只看到利益计算。

一方面，马斯克的企业，无论是特斯拉的工厂还是SpaceX的研发中心，都极度依赖全球人才和劳动力，移民政策松动对他有直接好处。

另一方面，无限制的移民涌入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引发政治不稳定，甚至催生更强硬的劳工政策和福利负担，这反过来又会损害他期待的稳定、低成本、低监管的商业环境。他的言论，本质上是在这两种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后的政治喊话。

他把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系统性问题，简化为一个“我们（守法公民、企业家）vs他们（非法移民、欺诈者）”的简单道德故事。

这正是美国当代政治操纵的高明之处，将利益诉求包装成文化战争和身份保卫战，从而动员选民，并为自己寻租的行为披上“捍卫美国”的正义外衣。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问题——金钱对政治的腐蚀，已经制度化了。

马斯克宣称要“全额资助”共和党候选人，这不是简单的政治捐款，这是一场公开的权力展示。在美国，虽然“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政治行动委员会等各种合法渠道让资本影响选举，但像他这样，以世界首富的身份，如此直白地宣布要用个人财富来大规模干预一场选举，其象征意义和实际威力都是空前的。

民主选举的游戏，可以用钱来下重注，甚至可能买定离手，这个现象就全球化公开了。当单个个体的财富足以匹敌一个政党或一个重要利益集团的竞选资金时，代议制民主的“代议”性质就发生了异化。

议员和政策制定者，在理论上应该代表其选民的整体利益，但在现实中，他们可能越来越难以抗拒主要金主的意志。马斯克此举可能产生“破窗效应”，鼓励其他超级富豪纷纷效仿，公开“选边站队”，将政治版图进一步切割为不同资本阵营的角斗场。

长此以往，美国政策的制定将越来越向资本倾斜，普通民众的声音会被淹没，社会不平等会从经济领域彻底渗透到政治领域，导致民众对民主制度本身的信心崩塌。

而这种崩塌，恰恰是滋生更极端民粹主义的温床——人们会转而寻求一个承诺“砸烂这套腐败系统”的强人，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曲折的关系，就是这个恶性循环中戏剧性的一幕。

他们的关系从亲密盟友到公开决裂，再到最近似乎重修旧好，绝不是两个人性格不合那么简单。这是一场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和实用主义资本力量之间充满算计的探戈。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运动，需要马斯克这样拥有巨大财富、媒体平台（如X）和偶像光环的资本家提供资金和舆论支持，以赢得选举。

反过来，马斯克这样的资本家，则希望通过支持掌权者，获得税收减免、监管放松、政府合同和产业补贴等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这是一场基于利益的结合。然而，这种结合天生就不稳定。当特朗普为了兑现其民粹承诺（比如基建投资、制造业回流）而推动大规模政府支出法案时，这与马斯克等许多资本巨头所信奉的“小政府、低税收、少监管”的自由市场理念直接冲突。

于是，我们看到马斯克曾因“巨大、美丽的账单”而愤怒辞职并猛烈抨击特朗普。

他们的决裂，是美国当代右翼联盟内核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纯粹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带有强烈国家干预色彩、偏向特定群体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很难长久兼容。

而现在，他们关系的回暖，则纯粹是面对共同政治对手（民主党）时的短期战术妥协。这种联盟是脆弱的，是机会主义的，在政治生存面前，无论是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还是个人的恩怨，都可以暂时搁置。这种高度的实用主义，使得政治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也越来越缺乏原则。

马斯克发出“美国完了”的警告，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回响，是因为它精准地戳中了当今美国社会一种广泛存在的、深刻的结构性焦虑。这种焦虑不是“激进左翼”一个标签所能概括的。它是多重危机叠加后的综合征，例如，美国社会被身份政治（种族、性别、文化）严重撕裂，共识难以达成；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空心化，让中西部铁锈地带陷入萧条；联邦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可持续性令人担忧；国际地位面临新兴力量的挑战，全球化进程出现倒退。

马斯克将所有这些复杂、多维的困境，简单地归咎于“激进左翼”的政策，无疑是一种极具传播力的简化。这种简化很危险，因为它回避了真正的、系统性的难题。

讽刺的是，马斯克自己的商业帝国，恰恰是上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特斯拉依赖全球供应链（尤其是中国），其市场也遍布全世界。他所倡导的“美国优先”逻辑，与他公司全球运营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内在张力。

言行之间的裂隙，恰恰说明了当前政治话语的扭曲，为了政治动员的需要，即便是最全球化的资本家，也可能诉诸最本土化、最排他的政治口号。

如果放诸全球的话，马斯克的行为是跨国资本在“逆全球化”浪潮下的典型生存策略，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随着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转向内向，更加注重本土安全和产业自主，跨国公司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超然于国家政治之上。它们必须更深度地嵌入所在地的政治结构，以保护自己的利益。马斯克在美国高调参政，在最大市场中国则表现出高度合规与合作，在欧洲则与当地监管机构周旋。

“全球经营，本地站队”的策略，是巨型资本在新的动荡时代的生存法则。

资本可以没有祖国，在全球流动寻求最高回报，但政治权力永远有国界。

即便是仰望星空的“火星皇帝”，在地球上争夺影响力和资源时，也必须服从这个古老的法则。

所以，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线索——技术寡头的政治化、金钱政治的深化、民粹与资本的脆弱联盟、社会的结构性焦虑以及资本的全球本土化策略——编织在一起时，我们看到的就是极度令美国人感到不安的现状。

这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出现深度危机的症状。

问题的核心，直指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拷问，在一个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允许私人经济权力如此直接地、大规模地转化为政治权力？美国的民主制度，其设计的制衡机制，能否抵御这种“资本俘获”国家的趋势？

历史已经有了沉痛的教训。

放任资本毫无约束地干政，最终往往走向寡头政治，社会流动停滞，不平等加剧，最终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甚至革命。

另一方面，过度压抑资本和企业家精神，也会扼杀创新活力，导致经济僵化。

这似乎是一个两难困境。

美国当前的问题，不是一个需要被修复的“故障”，而是一个按照其内在逻辑运行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其政治系统——包括竞选融资制度、游说合法化、两党制下的恶性极化、司法体系的政治化——已经与以马斯克等人为代表的超级资本完成了深度嵌合，形成了一套稳固的、自我强化的利益共生与权力再生产体系。

马斯克的言行，并非在“破坏”这套系统，恰恰是在娴熟地“使用”它。当资本能够通过合法渠道，以金钱直接影响立法、规制和选举结果时，指望这个系统从内部孕育出限制金钱政治的力量，无异于与虎谋皮。

所谓“第三条道路”，在一个政治选择被高度简化为二元对抗、且每一元背后都站着不同资本阵营的语境下，缺乏基本的政治载体和社会空间。

中间地带已被掏空，理性讨论被淹没在由算法和资本助推的极端声浪中。

任何试图削弱资本政治影响力的实质性改革（如彻底的竞选财务改革），都会立即被该系统内既得利益者贴上“XX主义”或“反自由”的标签，并通过其控制的媒体和智库发起致命阻击。制度创新在理论上存在，但在政治实践中，其可行性被系统自身的否决点（如参议院拉布、最高法院裁决）层层扼杀。

那么，如果美国无法改变现状，我认为，有几个趋势将以更大的惯性加速前进。

第一，政治将成为资本的高级管理服务部门。选举将日益演变为不同资本联盟（如传统能源、军工复合体、硅谷科技巨头、华尔街）之间，通过其政治代理人进行的“董事会争夺战”。政策议题将不再是关乎全民福祉的公共辩论，而更像是不同资本派系基于其产业利益和长远布局进行的游说竞争。政府的功能将进一步从调节和仲裁，退化为主要“服务者”和“采购方”，服务于最具权势的资本利益。普通选民的选择权，将被困在精心设计的两套同样服务于资本、但文化叙事不同的套餐之中，其无力感将进一步加剧。

第二，社会撕裂将超越政治，进入“准身份”冲突的深渊。当经济不平等日益固化，向上流动的通道收窄，政治系统又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解决方案时，社会矛盾会寻找其他出口。左与右、全球化与本土主义、多元文化与保守传统之间的对立，将不再是观点的差异，而会越来越被体验为“我们是谁”的核心身份冲突。这种冲突是零和的、情感驱动的，且极难妥协。马斯克等人将经济议题转化为文化战争话语，正是在利用和催化这种趋势。一个无法通过政治过程弥合分歧、解决实质性经济分配问题的社会，将持续处于“冷内战”的紧张状态，社会信任资本消耗殆尽。

第三，美国模式的全球示范效应将发生根本逆转。长期以来，美国将自己塑造为民主资本主义的灯塔。但当其内部政治被资本寡头化、社会被极端撕裂的景象清晰呈现在世界面前时，这种模式的说服力正在急剧流失。它不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解决方案，反而成为一个令人警醒的案例，被其他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威权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探索自身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引以为戒。美国在国际上倡导的价值观，将因其在国内的严重践踏而显得虚伪无力，从而削弱其全球话语权和领导合法性。这反过来又会加剧其本土的孤立主义和排外情绪，形成恶性循环。

第四，系统的崩溃可能不是轰然倒塌，而是缓慢的朽坏。真正的危机或许不是一场革命或宪政崩溃，而是治理能力的持续慢性衰竭。系统越来越难以就重大国家挑战（如基础设施建设、医保改革、债务危机、气候政策）做出有效且及时的集体决策。决策要么被瘫痪，要么被特殊利益严重扭曲而偏离公共利益。国家机器仍在运转，但方向迷失，效率低下，公共产品供给质量不断下滑。美国人对政府的期望值持续降低，最终接受一种“低水平均衡”——即不再期待政府能解决重大问题，转而寻求个人、家族或小社区的应对策略，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随之流失。

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正沿着一条被资本、极化和制度惰性所设定的轨道滑行。马斯克的现象，是这条轨道上一个醒目而顺理成章的路标。

短期内，看不到足以扭转轨道的内部力量。

作者 | 苏莱1984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腾讯新闻图库

编辑出品 | 东针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