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延安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里白花一片，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大家都在抹眼泪，祭奠那位据说在浙南“壮烈牺牲”的红军师长。
甚至连中央的大佬们都信以为真，觉得这位同志可惜了。
谁成想，仅仅过了八年，这位被大家都当成烈士供起来的主儿，不仅活生生站在了华中平原上，还要接手一个烫手山芋。
更绝的是，当一纸任命状下来让他当一把手时，他吓得连夜发电报请求降职。
这真不是矫情，实在是那个位置太烫屁股了。
咱们把日历翻回1945年秋天，那时候日本鬼子刚投降，国内局势乱得跟锅粥似的。
中央下了一盘名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大棋，那道命令一下，山东军区的主力那是没日没夜地往东北赶。
这下可好，华中地区的军事格局瞬间就崩了。
新四军军长陈毅被调去山东填补罗荣桓留下的空缺，他这一走，华中立马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说实话，那时候粟裕在共军的将帅堆里，存在感真没那么强。
咱们横向比比看：林彪那是红一军团的总指挥，那是“天子门生”；彭德怀、刘伯承那是方面军级别的统帅，跺跺脚地都要抖三抖；就连后来的大将陈赓、徐海东，那个不是主力师长或者军团长？
反观粟裕，红军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山老林里带着几百号人转圈圈，甚至因为电台被打坏，跟中央失联了好久。
在那个讲究“山头”和资历的年代，他既不是井冈山的嫡系，也没指挥过几万人的大兵团，充其量就是个“游击专家”。
那问题来了，咋到了1945年组建华中野战军的时候，这个总司令的帽子就扣在粟裕头上了？
是他突然开了挂吗？
是，也不是。
说句不好听的大实话，当时的华中新四军，那是真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
这是一道极其残酷的“排除法”。
新四军原本有七个师，主力是一、二、三师。
咱们挨个盘盘：第一师那是粟裕的老底子，结果被副手叶飞带着主力北上了；第二师师长张云逸，那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前辈，资历老得吓人，早就去山东当副司令了；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最狠，带着三万五千精锐，那是连人带枪一颗子弹都没留，全拉去了东北。
剩下的呢？
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将军那是真的殉国了；第五师李先念正在中原突围的泥潭里挣扎；第六师师长谭震林搞政治工作是一把好手，但真要论指挥打仗，确实不是强项。
算来算去，中央手里能打的牌，也就剩粟裕这一张了。
这哪是破格提拔，分明就是把人往火坑里推，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赶鸭子上架”。
而且吧，这个“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名头听着挺唬人，实际上就是个光杆司令。
人家黄克诚带走的第三师有整整3.5万人，装备那是相当不错；留给粟裕的所谓“野战军”，东拼西凑也就两三万人，甚至还不如黄克诚以前一个师的人多。
当时留在华中的部队，好些都是地方武装临时拉起来的，要枪没枪，要炮没炮，很多人手里拿的还是土造的家伙事。
甚至当时私下里都有人嘀咕，要是黄克诚没走，或者彭雪枫还在，这司令员的位置哪怕排队也轮不到粟裕。
粟裕这人脑子那是相当清醒，他对这种尴尬局面心知肚明。
他知道自己在军内的资历太浅，根本压不住阵脚。
所以当中央有意让他出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时，他玩了一手极其高明的“以退为进”：坚决不干。
他连夜给中央发电报，死活要让资历更老的张鼎丞（原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来当军区一把手，自己甘愿做副手，但保留了野战军司令的职务。
这一招太绝了，既照顾了老同志的面子，理顺了上下级关系，又把自己从繁杂的行政事务里摘出来，专心干他最擅长的事——打仗。
历史这东西，有时候就是充满了巧合。
如果不是主力北上，如果不是名将凋零或外调，粟裕可能还需要在冷板凳上坐很久。
但命运偏偏给了他一个地狱难度的开局：手里是一把烂牌，对面却是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大军。
也就是这个烂摊子，硬是逼出了一个“战神”。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粟裕根本不管兵力少不少，带着这点家底在苏中地区闪转腾挪，愣是打出了震惊中央的“七战七捷”。
直到一份份捷报传到延安，毛主席才真正开始重新打量这位曾经的“游击师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1945年那个“无人可用”的窘境，恰恰成了那个时代最关键的转折点。
命运关上了一扇门，却为了整个战局的胜利，硬生生把墙给砸塌了。
若是当年华中真的是人才济济，这位后来让对手闻风丧胆的“战神”，没准真就成了档案堆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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