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上海滩，在鲁迅先生知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鲁迅放下手中的报纸吸了一口烟，突然转头问身边的茅盾，这个毛润之，是不是当年李大钊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的那个。
茅盾一愣，随即点头，鲁迅眼里的光闪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旧事，又像是感慨，紧接着他抛出了一个更犀利的问题：那毛润之和你比，怎么样。
这个问题问得既刁钻又直接，要知道彼时的茅盾，已经是文学大家，是中国文坛的重镇，拿一个当时还在山沟沟里打游击的泥腿子领袖来比，在一般人看来，多少有点不合适。
然而茅盾的回答，却让鲁迅沉默了良久，也让后世读史的人，惊出一身冷汗。
茅盾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半点文人的酸腐气，只是摇了摇头，吐出了八个字：他是救世，我是弄文。
短短八个字一点都不夸张，却把两个人的境界，甚至是两个时代的风骨剖析得淋漓尽致。
让我们把时间轴拉回1921年，那时候的毛泽东还是个穿着长衫、意气风发的青年，他第一次去北京特意跑到鲁迅住的院子想去拜访，那时候的鲁迅正宅在家里“呐喊”，两人的轨迹就这样遗憾地擦肩而过。
那时候谁能想到这个在北大图书馆里整理报纸的湖南伢子，日后会成为撼动整个中国的巨人，鲁迅虽然没见过毛泽东，但对于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早在1922年一个叫张琼的富家小姐为了革命离家出走，毛泽东问她原因，她说看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不想再在那吃人的家里待着，毛泽东听完感叹了一句：鲁迅真了不起，他的一支笔，抵得上千军万马。
这就是英雄惜英雄，虽然未曾谋面但在精神的荒原上，他们早就已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再回到1931年的那场对话，茅盾之所以能给出那样的评价，是因为他真的懂毛泽东。
早在1926年茅盾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时，他的顶头上司正是毛泽东，那时候毛泽东不坐办公室，天天往农村跑，去搞调查，去和农民拉家常。
茅盾看在眼里服在心里，他知道那种脚踏实地、心系苍生的政治远见，那种能把亿万农民凝聚起来的魄力，绝不是书斋里的文人所能比拟的。
所以当鲁迅问起时，茅盾才会那样坦诚，“弄文”与“救世”，虽有分工不同，但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救世二字的分量，重如泰山。
鲁迅听完，长叹了一口气：遗憾啊，当年只顾着写文章，竟错过了这样一位人物。
从那以后鲁迅对红军的消息格外关注，1936年当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病榻上的鲁迅强撑着身体，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贺电，信里那句话至今读来仍让人热血沸腾：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这是一份来自文化旗手对革命领袖的最高致敬，毛泽东收到信后，也是感慨万千，他后来在延安，把鲁迅的名字刻在了学校，图书馆，艺术学院的门楣上，他在床头永远放着一套《鲁迅全集》那是他精神的食粮。
甚至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还深情地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两个从未谋面的巨人就像是黑夜里的两束强光，一束照亮了人们的思想，一束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最终这两束光汇聚在一起，点燃了新中国的黎明。
如今当我们再回味茅盾的那句他是救世，我是弄文，不仅是对毛主席的推崇，更是一种大时代下的清醒。
文人有文人的骨气，领袖有领袖的担当，正是因为有了鲁迅的笔，唤醒了沉睡的国人，也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枪，打出了一个新天地。
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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