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日本三十年，预见中国三十年》第九章：医生还是“金饭碗”吗？|中国医生|医疗|外科|急诊|患者隐私|看懂日本三十年，预见中国三十年

阅前提示

本章关于日本“就业冰河期”、“薪资倒挂”等历史细节的描述，大量引用于分析师Boden的著作《以日为鉴：衰退时代生存指南》。

原书中包含了海量的日本厚生劳动省、文部省的一手统计数据与图表，对于希望深入研究经济周期对个人命运影响的读者来说，那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案头书。建议大家购买原书，配合阅读，效果更佳。

历史的后视镜，照见惊人的相似

20世纪90年代，日本医疗界曾坠入至暗时刻，经历了一段被称为“黑色十年”的时期。那是一个由经济衰退、老龄化狂潮和医保紧缩共同交织而成的至暗时刻。医生过劳死、医疗事故频发、医患信任崩塌，最终导致了著名的“医疗崩坏”现象。

当我们翻开《以日为鉴》第九章，看着日本30年前的剧本，日本医疗史上的“黑色10年”（1992-2002），一种强烈的既视感扑面而来！2024年的中国，正站在类似的十字路口：深度老龄化的加速逼近、医保支付改革（DRG/DIP）的全面落地、规培制度的争议以及屡见报端的医患冲突。

在这个时间节点，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医生受不受人尊敬”，而是“现在学医，究竟是49年入国军，还是抄底入场？” 本文通过深度复盘日本那段“医疗崩坏史”，我们或许能推演出中国医生未来十年的职业图景与生存法则。

阶段：老龄化海啸与“虚假”的医疗资源充足

日本的教训：算错的一道数学题！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政府曾自信地认为医疗资源已经“过剩”，甚至计划削减医学生人数。然而，当老龄化真正来袭，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取代了急性传染病成为主流，老年人长期住院将医院变成了“养老院”，医疗资源瞬间枯竭。

日本政府算错了算术题：老年人的医疗消耗不是年轻人的加法，而是乘法（4倍于年轻人），医疗资源，瞬间枯竭！政府预测与实际需求，形成巨大的剪刀差！

中国的现状：未富先老的压力测试

现在的中国，正在经历比日本更迅猛的老龄化进程。

数据预警：据国家卫健委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到2035年左右，这一数字将突破4亿，占比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资源的结构性错配：与日本当年一样，我们看似拥有庞大的医生队伍（2023年中国执业医师数量已超400万），但面对即将到来的4亿老年人口，缺口依然巨大。更可怕的是结构性缺口——儿科、急诊、重症医学科（ICU）长期招人难。

“医院养老”的重演：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医院，冬季心内科、呼吸科“一床难求”已是常态。老年慢性病患者长期占床，使得原本用于急救的医疗资源被大大稀释，这与日本90年代“医院承担养老机构职责”的困境如出一辙。

阶段：控费改革——被挤压的“夹心层”

日本的教训：“医疗费亡国论”下的牺牲

1995年，面对财政压力，日本厚生省推出了残酷的控费政策，考核医生的标准从“治好病”变成了“省钱治好病”。这导致了廉价药物滥用、医疗质量下滑，医生为了帮医院省钱而不得不降低治疗标准，医生夹在医院的KPI和患者的健康之间，备受良心折磨，导致大批医生从公立医院辞职。

中国的现状：DRG/DIP改革与集采的双重风暴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比日本当年更为彻底的支付方式改革：DRG（按病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以及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VBP）。

随着集采落地，心脏支架从过万元降至700元，骨科耗材“脚踝斩”，这种“以药养医”的告别方式，对患者是福音，但对习惯了过去收入模式的医院和医生是剧痛。以后“薄利多销”一定会常态化，中国医生将面临日本90年代中期的处境——工作量因老龄化暴增（尤其是慢性病管理），但单次诊疗的含金量被政策严格控制。过去依靠大处方、高耗材获利的时代彻底终结。

另外DRG本质是医保局给每种病打包定价，如果治疗费用超标，医院不仅不赚钱还要赔钱。DRG的“紧箍咒”导致了部分医院出现“推诿重症病人”或“分解住院”的现象。据报道，某肿瘤专科医生反映，因担心亏损，医生在手术台上甚至要纠结“多放一个弹簧圈会不会导致科室亏损”。鉴于日本“医院养老”导致医疗资源挤兑的教训，中国未来会更严厉地通过医保政策将长期住院的老人分流至社区或康复机构。医生不仅要会看病，还要学会“算账”和“转诊”。

另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滞后，导致部分临床一线医生（特别是外科）收入出现波动，工作量增加但绩效反而下降，这与日本当年“医生收入晋升与患者支出挂钩” 的逻辑惊人相似。

阶段：信任危机——从“医闹”到“防御性医疗”

日本的教训：刑事处罚与“防御性医疗”

当医疗的生态不断恶化，日本在90年代末期，医患纠纷翻了10倍！甚至出现了针对医生的恐怖袭击（表参道诊所爆炸案）！更可怕的是司法介入过度，导致“过失医疗刑事惩罚化”，医生为了不被起诉，不敢接手高风险病人，纷纷选择保守治疗，开始推行“防御性医疗”（比如为了避险滥用剖宫产），2003年出现大规模医生离职潮，尤其是风险最高的外科和妇产科。

中国的现状：伤医事件与防御性心态

虽然中国近年来大力打击“医闹”，虽然《民法典》也明确了医疗损害责任，但信任的裂痕依然存在，舆论对医疗事故的容忍度极低，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也放大了这种对立。

从几年前的北京朝阳医院陶勇医生被砍伤案，到各地零星发生的急诊室冲突，中国医生的执业环境依然处于高压状态，暴力伤医的阴影仍不时出现，据《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超过六成医师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患冲突。

为了避免纠纷，医生开具“大包围”式的全套检查已成常态，这种防御性医疗普遍使用，不仅增加了患者负担，也让医生沦为解释报告的机器，职业成就感被严重削弱。在未来5-10年，中国临床医生可能会像当年的日本同行一样，倾向于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治疗方案。高风险手术的签字流程将更加繁琐，部分高危科室（如急诊）可能面临人才“用脚投票”导致的“医生荒”。

另外，第三方的专业鉴定可能会回归，日本最终在2007年意识到警察介入的恶果，重组了医疗事故委员会，中国未来也必将从“舆论审判”走向更加专业的第三方医疗鉴定，但这可能需要一个痛苦的过渡期！

阶段：规培生——被困在系统里的“燃料”

日本的教训：森大仁医生的悲剧

1998年，关西医科大学26岁的研修医森大仁在连续工作4天后过劳死（Karoshi），揭开了日本规培制度的黑盖子！日本曾长期视实习医生（研修医）为“教育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导致他们干着最重的活，拿微薄的工资。森大仁医生的死，导致了长达5年的社会大讨论，加上其父亲的长期维权，最终推动了日本规培制度的改革，并最终促成了2004年的新研修医制度改革——确立劳动关系、提高待遇、打破大学医院垄断。

中国的现状：2024年的警钟

这一幕，令人心痛地在中国重演！

2024年2月，湖南省人民医院一名25岁的规培生曹丽萍在医院卫生间自杀身亡。其遗书中控诉了“天天加班”、“带病上班”、“不想做不合格的牛马”。这起悲剧揭开了中国规培制度的一角：规培生拿着极低的补贴（部分地区甚至低于最低工资），却承担了住院部大量的写病历、贴化验单等杂活，既学不到核心技术，又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

与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规培生的身份界定模糊——既不是正式员工，又不是纯粹的学生。这种身份的尴尬，让他们成为医院运转的“燃料”，但在职场中，却往往被排除在核心福利体系之外。参照日本的时间线，中国规培制度的真正完善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未来必然会走向“劳动关系明确化”和“待遇提升”的道路。这不会自动发生，可能伴随着类似的社会事件倒逼。

日本改革后打破了大学医院的垄断，让规培生自由选择医院。中国未来也可能打破目前规培基地的“生源垄断”，优质的规培基地将通过更好的待遇和带教质量争夺医学毕业生。

终极追问：医生还是好的职业选择吗？

回顾日本的“医疗崩坏”，不是为了贩卖焦虑，而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必须承认，尽管荆棘密布，医学依然是目前社会阶层跨越中，最稳健的通道之一。它没有“35岁危机”，技术壁垒极高，且随着老龄化加剧，社会需求只会增不减。

但请注意，这个“好职业”的定义已经变了。它不再是“暴利”行业，而是一个“高投入、晚回报、高稳定”的精英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