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份刑事判决呈批件被送到了毛主席手上,毛主席看到名单上的黄慕兰三个字后脸色骤变,他用手掌重重拍了下书桌:“她哪是叛徒?她是咱全党的恩人!”

随即,他提笔在文件上批下六个字:“立即停刑,彻查!”这六个字将一位已被押赴刑场的女情报员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也揭开了一段被历史尘埃掩盖的传奇。

那么,黄慕兰究竟是谁?为何毛主席称她为全党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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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6月,新中国正处于巩固政权、清理内部的关键时期,一份标注“绝密”的枪决名单被送到中南海,等待最高领导人的最终审批。

当毛主席的目光扫过“黄慕兰”这个名字时,时间仿佛凝固了,这位日理万机的国家主席,竟然对名单上一个“女特务”的名字产生如此剧烈的反应。

在毛主席的记忆深处,黄慕兰不是叛徒,而是一位屡次挽救党中央于危难之际的功臣,她的名字与1931年上海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转移紧密相连,与周恩来、瞿秋白、博古等数十位领导人的安危息息相关。

毛主席的批示迅速传达下去,已经踏上死亡之路的黄慕兰被紧急叫停,这一刻,历史的天平发生了微妙倾斜,一位几乎被自己人消灭的英雄,因为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而重获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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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的人生起点本应是一条平坦大道,1907年,她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开明士绅家庭,原名黄彰定,她的父亲黄颖初是当地著名文人,与谭嗣同、唐才常一同在名儒欧阳中鹄门下受教。

父亲与谭嗣同是刎颈之交,戊戌变法失败后仍在暗中资助革命党,这种家庭氛围培养了她与传统闺秀截然不同的品格。

黄慕兰从小就显露出独立自主的性格,她饱读诗书却坚决拒绝缠足,面对包办婚姻,她选择直接“逃婚”。

1919年,年仅12岁的黄慕兰被父母送至长沙周南女校求学,这所名校培育出众多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远扬的杰出女性,像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皆出于此。

1923年,黄慕兰在老家曾有过一段包办婚姻,丈夫是一位抽鸦片、打丫环的少爷,她实在忍不下去,便偷偷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娘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

多年之后,黄慕兰对人谈及:“若非双亲通情达理、慈爱为怀,又或者当初婚嫁能遇良人,或许我的故事便会在此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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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19岁的黄慕兰剪掉辫子、穿上戎装,在汉口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被任命为汉口妇女部部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黄慕兰和新婚丈夫宛希俨奉命转入地下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宛希俨率部转战赣南,黄慕兰则挺着孕肚留在南昌潜伏。

她用米汤密写情报,靠着“阔太太”身份掩护交通站,1928年春,丈夫在游击战中牺牲的噩耗传来,头颅还被敌人悬在城墙上示众三天,黄慕兰强忍悲痛,将刚出生的儿子寄养在老乡家,独自前往上海向中央报到。

从这一刻起,她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隐形”生涯,在上海,她化名“黄素”、“黄定慧”,在周恩来陈赓的直接领导下,将自己打造成“上海滩名媛”。

在舞厅、赌场、律师事务所中周旋,建立起覆盖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报网,这位出身名门的女性,彻底融入了上海滩的夜色,成为中共中央在上海最隐蔽的眼睛和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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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黄慕兰完成了两次影响深远的情报工作,这两次行动后来成为毛主席称她为“全党恩人”的主要依据。

当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公共租界被捕,他化名“李世珍”的身份尚未暴露,但巡捕房搜出的大量文件一旦被破译,上海的中央机关将面临灭顶之灾。

周恩来连夜召见黄慕兰,要求她“不惜一切代价”救人,黄慕兰通过结识法租界刑事法庭书记官陈其寿的儿子陈志皋,成功以“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为由,使关向应获释。

这次营救为革命保存了重要力量,关向应后来成为红二方面军政委、八路军120师政委,与贺龙成为“黄金搭档”。

真正改写历史的时刻发生在1931年6月22日,当天下午,黄慕兰与陈志皋在咖啡馆等候看电影时,偶遇在法租界巡捕房担任翻译的曹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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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炳生无意间透露:“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

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

黄慕兰心中一惊,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为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

向忠发掌握着所有中央核心机密,他的叛变意味着上海地下党组织面临覆灭的危险,黄慕兰借口“头痛”离席,连夜通过潘汉年向周恩来报信。中央机关火速转移,第二天向忠发果然带着巡捕房搜捕,结果扑空,周恩来、瞿秋白、博古等数十名领导人因她的及时情报而脱险。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位隐蔽战线的功臣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境,由于她的任务高度机密,当年知情的周恩来、陈赓、潘汉年都忙于政务,没法出面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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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成了一个“没有档案、无人证明”的“黑干部”,更复杂的是,她因为工作需要,曾与国民党高层交往,曾以“国民党特派员”等身份活动,这些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了她的“原罪”。

1955年,她因“潘杨案”牵连被捕,最终一份死刑判决书被呈送到毛主席案头,毛主*清楚记得这位在隐蔽战线立过大功的女性,他的直接干预改变了黄慕兰的命运。

毛主席批示后,周恩来、李克农调阅了中央特科残档,找到了周恩来当年亲笔写的“黄定慧同志工作成绩卓著”的鉴定,潘汉年、陈赓也分别写了证明材料,三个月后,黄慕兰被无罪释放,但仍以“特嫌”名义被下放到上海郊区农场劳动。

1980年,在邓颖超、黄克诚亲自过问下,中央组织部为黄慕兰彻底平反,恢复她的党籍,让她享受老红军待遇,73岁的黄慕兰拿到新党证时热泪盈眶:“我又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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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后,黄慕兰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政协委员,她把大部分工资捐给希望工程,独居在上海愚园路的老公寓里,每天读书、写诗、练书法。

1993年,她乔迁至杭州后,凝笔撰写回忆录《黄慕兰自传》,此书如璀璨明珠般,为隐蔽战线留存下了极具价值的史料。

2017年2月7日,黄慕兰于杭州溘然长逝,享年110岁,在她家中所设的灵堂之上,“信仰不灭”四个大字高高悬起,似在诉说着她一生的坚守。

当这位110岁老人闭上眼睛时,她带走了一个世纪的记忆,留下了一个问题:还有多少像她一样的无名英雄,仍在历史的阴影中等待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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