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又多管闲事！”
七年前，当我把第一碗热汤面端给门口那个流浪大爷时，丈夫李诚就这么警告我。
后来，这位叫张伯的大爷竟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这一住就是七年，李诚也从最初的警惕变成了默认。
七年后，一场车祸让张伯获赔了280万。
当那个消失多年的“好赌弟弟”找上门时，张伯竟决定把所有钱都给他。
我劝不住，李诚则抱着胳膊冷笑：
“我就知道！血浓于水嘛。行了，你也别管了，就当我们这七年的饭都喂了狗！”
我没阻拦，眼睁睁看着张伯被他弟弟接走，家里空荡得让人心慌。
本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夫与蛇的故事。
直到48小时后，一个电话打了进来，一个陌生的女声公式化地对我说：
“您好，是林悦女士吗？这里是保险公司，请您带上身份证来柜台领取一张支票。”
七年前的那个冬天来得特别早，也冷。
北风刮在人脸上，像生了锈的刀子，一下一下，不留情面。
我的小餐馆正准备打烊。丈夫李诚在里面算着一天的流水，硬币碰撞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店里听起来格外清脆，像是冬天里唯一的响动。
我端着一盆油腻的洗碗水，走到门口，一扬手泼了出去。
水一落地，白色的哈气就贴着地面散开，好像马上就要结成冰。
就在那个时候，我看见了他。
他缩在餐馆门口的屋檐下，蹲着，双手插在破旧的袖子里，整个人瘦得像一根被风吹弯的竹竿。
路灯的光昏黄地照下来，把他脸上和脖子上的皱纹照得像干裂的河床。
他没有看我，也没有看路上偶尔经过的车辆，只是盯着自己脚尖前的一小块水泥地，仿佛那里有什么值得他耗尽全部注意力的东西。
李诚从店里探出头，他看见了那个人，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小悦，快点弄完回家了，外面冷死了。”
他顿了顿，又压低声音加了一句：“别管闲事。”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这个城市里，像他这样无家可-归的人，每天都能看到。要是每个都去管，那我们自己的日子也别过了。
我点点头，转过身，准备拉下那扇沉重的卷帘门。
可就在门板要落到底的时候，我听见了一声极轻微的、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咳嗽声。
那声音在寒风里发抖，像一片马上就要被吹碎的枯叶。
我的心也跟着抖了一下。拉着门的手，停住了。
“李诚，”我回头喊，“后厨锅里还有面吗？”
“有是有，留着咱俩当夜宵的。干啥？你不会是想……”他的话里充满了警惕。
我没理他，自己转身进了热气腾腾的后厨。锅里还温着汤面。
我拿了个大碗，满满盛了一碗，想了想，又从卤锅里捞了两片厚实的牛肉盖在上面。
我把碗端出去，轻轻放在他面前的地上，热气在他面前升腾起一团白雾。
“趁热吃吧。”我说。
他缓缓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是我第一次看清他的眼睛，很浑浊，像是蒙了一层灰，但深处好像又藏着一点光。
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然后用一双抖得厉害的手端起碗。
他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风很大，吹得他花白的头发乱七八糟地糊在脸上，他却毫不在意。
他吃得很快，很急，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像是饿了很久很久。
吃完，他把空碗工整地放在原地，站起来，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身就要走。
“等等。”我叫住他。
他停下脚步，回过头，眼神里带着一丝询问，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我指了指店里还没收拾的桌椅和地上的垃圾，说：“能帮忙吗？管你一顿晚饭，再加二十块钱。”
李诚从店里冲了出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小悦，你干什么？你疯了？让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进店里？”
那人却已经点了点头，绕过我，自己走进了店里。
他干活很利索，扫地、拖地、把椅子一张一张倒扣在桌子上，动作熟练得好像干了一辈子。
他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全是黑泥，但做起事来却有一种奇怪的条理感，比我这个老板娘还有章法。
干完活，他拿着我给的二十块钱和两个馒头，又对着我和李诚鞠了一躬，然后一瘸一拐地消失在夜色里。
李诚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你啊，就是心太软，迟早要吃亏。”
第二天，天黑的时候，他又来了，还是蹲在那个老地方，像一尊沉默的雕像，等着我们打烊。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他成了我们餐馆一个不说话的编外员工。我们开始叫他张伯。
他住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也不问。
他就像一只定时迁徙的候鸟，天一黑就出现，天一亮就不见。
直到有一天，下了一场瓢泼大雨。
那天的雨下得像是天漏了，整个世界都是哗啦啦的水声，雨点砸在卷帘门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巨响。
张伯干完活，站在门口，看着外面的雨幕，一动不动。
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打湿了他的裤腿，他好像没感觉到。
李诚收拾完吧台，走过来说：“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走吧，回家。”
我看着张伯那个单薄的背影，对李诚说：
“让他今晚别走了吧？”
“住哪儿啊？”李诚皱眉，“咱家就那么点地方。”
“后院不是有个杂物间吗？”
“那地方能住人吗？又潮又乱的。”李诚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没有再反对。
我走到张伯身边，说：“张伯，今晚别走了。”
我指着后院那个堆满废旧桌椅和纸箱的小房间，“虽然破了点，但能挡雨。”
张伯转过身，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然后对我说：“谢谢。”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吃吧”和“帮忙吗”之外的话。他的声音沙哑，像两片砂纸在摩擦。
从那天起，张伯就住了下来。
我们把杂物间收拾了一下，给他弄了一张旧的单人床，换了干净的被褥。
他把自己的东西都搬了进来，只有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和一本封皮都磨烂了的《高等数学》。
这让我很惊讶。
李诚翻了翻那本书，撇了撇嘴，对我说：“一个流浪汉，看这个？装模作样。”
我却觉得，一个人流浪的时候还会带着一本数学书，那这本书对他来说，一定比命还重要。
张伯的手很巧，我们家里的东西坏了，他总能修好。
吱呀作响的门轴，接触不良的开关，还有我儿子小宇那台摔坏了的遥控汽车，他摆弄几下，就都好了。
我儿子小宇很喜欢他，经常围着他转，奶声奶气地叫他“张爷爷”。
“张爷爷，我的小飞机翅膀断了，你帮我粘一下好不好？”
“好。”张伯总是这么一个字回答，然后就低下头，拿出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小工具，认真地修补起来。
有一次小宇的奥数题做不出来，急得直哭，我跟李诚谁也教不明白。
张伯只是走过去，拿起笔，在草稿纸上画了几个图形，又列了两个简单的式子。
小宇看着草稿纸，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啊！我懂了！原来是这样！”
从那以后，李诚看他的眼神也变了。不再是警惕和嫌弃，多了一丝说不清的敬佩。
有时候家里风扇不转了，李诚会下意识地喊：“小悦，去叫张伯来看看。”
他自己可能都没发觉，张伯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像一把用了很久的椅子，虽然旧，但坐上去刚刚好。
七年就这么过去了，张伯的头发更白了，背也更驼了，他依旧沉默寡言，但他在那个小小的杂物间里，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栖身的巢。
灾难来的时候，总是悄无声息，就像小偷进门，不会先敲门。
那天中午天气很好，太阳明晃晃的，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店里不忙，我准备晚上包饺子。
我剁着肉馅，发现家里的醋没了。
张伯正好在院子里晒太阳，眯着眼睛，像一只老猫。
我说：“张伯，麻烦您去前面路口的超市帮我买瓶醋吧。”
他“哎”了一声，站起来，拿起挂在墙上的布袋子，推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就出门了。
“张伯，路上车多，您慢点。”我还在后面嘱咐了一句。
我继续在厨房里剁着肉馅，菜刀和砧板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心里盘算着晚上包什么馅儿的饺子。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刺耳的刹车声！
那声音尖利得像要划破人的耳膜，紧接着是“砰”的一声巨响，像是什么重物被撞飞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手里的菜刀都掉在了地上，砸在脚边，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冲出店门，看到路口围了一圈人。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拨开人群挤了进去。
第一眼，我就看到了那辆熟悉的、已经扭曲变形的自行车。
再往前，张伯就躺在地上，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停着一辆黑色的、车头凹进去一块的豪车。
张伯的头下浸开了一滩血，那瓶我让他去买的醋摔碎在旁边，棕色的液体和鲜红的血液混在一起，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刺鼻味道。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扑过去，跪在他身边，颤抖着喊他的名字：“张伯！张伯！”
他没有任何反应，眼睛紧紧闭着。
周围的人七嘴八舌，有人在打电话叫救护车，有人在指责那个从豪车上下来的、脸色惨白的年轻司机。
“你怎么开车的！闯红灯了！”
“快叫救护车啊！人不行了！”
我什么都听不见，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在晃动。
救护车来了，我和李诚跟着上了车。
医院里的味道永远是那股消毒水的味道，冰冷，呛人。
张伯被推进了急救室，红色的灯亮了起来，像一只不祥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和李诚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谁也不说话。
时间过得特别慢，每一秒都像是在被拉长，走廊尽头的钟摆，每一次晃动都敲在我的心上。
医生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人抢救过来了，但伤得很重，多处骨折，还有严重的脑震荡，需要立刻手术。
“家属去办手续吧，费用不低。”医生面无表情地说。
李诚二话不说，回家取了我们准备用来换新店面的十几万存款，全部交了。
那几天，我们俩轮流守在病床前，给他擦身，喂水，像照顾自己的亲生父亲。
张伯大部分时间都在昏迷，偶尔清醒过来，看着我们，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
“张伯，您放心养伤，有我们呢。”我握着他冰凉的手说。
他的眼角，慢慢流下一滴泪，顺着深刻的皱纹，滑进了枕头里。
撞人的是个富二代，家里有点背景。
他们大概是怕事情闹大，影响更不好，所以态度非常积极。
请了律师，主动跟我们谈赔偿。
律师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说话客客气气，但每一句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口吻。
最后，经过几轮拉扯，他们提出的赔偿金额是280万。
当李诚把这个数字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在给张伯削苹果。
我的手一抖，苹果“咕噜噜”掉在了地上。
“多……多少？”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二百八十万。”李诚的声音也有些发飘，他重复了一遍，好像在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天文数字。
我们开餐馆这么多年，起早贪黑，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
这笔钱，够我们在市中心买一套大房子，再换一辆好车，甚至可以把现在这个小餐馆扩大好几倍。
钱很快就打到了张伯的账户上。因为他当时还在住院，很多手续都是我帮着跑的。
那张薄薄的银行卡，在我手里却重得像一块铁。
李诚开始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他晚上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嘴里时不时发出一声叹息。
那天晚上，他又一次把我弄醒。
“小悦，你睡着了吗？”他忽然问。
“没，怎么了？大半夜不睡觉。”我有些不耐烦。
“我在想那笔钱，”他坐了起来，在黑暗中点上一支烟，火星一明一暗，“你说，张伯一个孤老头子，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我心里咯噔一下，没说话，我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他吃我们的，住我们的，这七年我们待他不薄吧？这次医药费十几万，也都是我们垫的。”
“那笔钱……”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理应由我们来保管。等他老了，我们给他养老送终，总比他把钱捏在手里被人骗了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李诚，”我也坐了起来，打开了床头灯，光线有点刺眼，“那是张伯拿命换来的钱，我们没资格替他做主。”
李诚的脸一下子就拉长了，“你怎么这么死脑筋？我们是为他好！你看看现在社会上多少骗子，专门骗孤寡老人！钱放在他那，不安全！”
“那也是他的钱，安不安全由他自己决定。”我的语气也硬了起来。
“我们照顾他七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他的声音高了起来，“这钱就当是他给我们的报答，有什么不对？”
我们第一次因为张伯的事情吵架，吵得面红耳赤。
那笔280万，就像一个看不见的鬼魂，住进了我们家里，让原本平静的生活变得充满了欲望和算计的味道。
我看着病床上依旧虚弱的张伯，再看看旁边眼睛里闪着光的丈夫，突然觉得一阵寒意。
钱这个东西，真的能改变一个人。
张伯出院后，身体大不如前，走路需要拄着拐杖，动作也变得迟缓。
他比以前更沉默了，经常一个人在院子里坐大半天，看着天空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笔巨款的存在，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们和他之间。
李诚有好几次想开口跟他谈钱的事，但看着张伯那张毫无表情的脸，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私下跟我抱怨：“你看他那样，死气沉沉的，我怎么开口？好像我图他钱似的。”
就在这种尴尬的气氛里，张强的出现打破了所有的平衡。
那是一个下午，一个穿着夹克、头发抹得油亮的男人，拎着一袋看起来很贵的水果敲开了我们家的门。
他一进来，就四处打量，眼神里带着一种估价似的精明。
“请问，张远山是住在这里吗？”他问。
张远山，这个陌生的名字，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可能是张伯的真名。
张伯正坐在院子里，听到这个名字，他拄着拐杖的手猛地一紧，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个男人看到张伯，脸上立刻堆满了夸张的悲喜交加的表情，他扔下水果，几步冲过去，一把抱住张伯的腿，嚎啕大哭起来。
“哥！我可算找到你了！这些年你都去哪了啊？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他自称是张伯的弟弟，叫张强。
张强在我们家上演了一出“兄弟重逢”的年度大戏。
他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不懂事，后来如何悔改，如何发誓要出人头地把哥哥接回家，又如何一直在打听哥哥的下落。
张伯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只是身体在微微发抖。我看到他的眼眶红了，浑浊的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痛苦在翻涌。
当晚，张强就赖着不走了，说要和哥哥好好叙叙旧。
他跟张伯挤在那个小小的杂物间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第二天，他对我们说话的态度就变了，好像他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他不再掩饰自己的目的，话里话外都在打听那笔赔偿金。
终于，在第三天晚上，他找到了我。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自己做生意被人骗了，欠了高利贷，如果三天内还不上钱，就要被人家砍断手脚。
“嫂子，求求你，你劝劝我哥，让他救救我！我们张家就我哥一个亲人了，他不能见死不救啊！”
他这么说的时候，眼睛里没有丝毫悲伤，只有贪婪和算计。
李诚正好从外面回来，听到了这番话，他当场就炸了。
“你少在这里演戏！我打听过了，你就是个烂赌鬼！你哥的钱，一分你都别想拿到！”李诚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张强被戳穿了，也不装了，脸上挂着冷笑，说：“这是我们家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管。你们收留我哥，不就是图他的钱吗？现在钱到手了，就想把我这个亲弟弟赶走？”
李诚和张强大吵了一架，两个人从店里吵到院子，骂得脸红脖子粗。
张强骂我们是图他哥的钱，是伪善；李诚骂张强是吸血鬼，是无底洞。
张伯就站在他们中间，拄着拐杖，像一尊风化的石像，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吵完之后，张强摔门而去，李诚气得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骂着。
张伯把自己关进了房间，一天一夜没有出来。
我敲门，他不应。
“张伯，您开开门，吃点东西吧。”我在门口喊。
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把饭菜放在门口，第二天去看，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已经凉透了。
我急得团团转，李诚则在一旁抽着闷烟，满脸怒气。
“让他想，让他想清楚！”李诚狠狠地说，“要是他敢把钱给那个赌鬼，我就……我就把他赶出去！”
我知道他是说的气话，但这几天，我们家的气氛确实降到了冰点。
第二天下午，门开了。
张伯走了出来，他的脸色灰败，像是几天之内又老了十岁。
他走到我面前，声音沙哑地说：“小悦，我决定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决定把钱都给他。”他说。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张伯，您疯了？那是280万！给了他，就是扔进水里，连个响都听不见！”
我急切地劝他，“您不能这么做！”
李诚也从屋里冲了出来，吼道：“老张，你不能这么糊涂！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这是害他，也是害你自己！那钱给了他，不出三天，他就得给你败光！”
张伯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解脱的笑容。
他说：“小悦，李诚，你们不懂。这是我欠我们张家的。我年轻时，家里穷，是全家供我读的书。后来，他走错了路，是我没管好。”
“给了他，我跟过去的一切，就都两清了。”他的眼神那么决绝，让我所有劝说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我看着他，忽然明白，我没有权利替他做决定。那是他背负了一生的枷锁，现在，他只想亲手把它卸下来。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李诚气得一拳砸在墙上，骂了一句“不可理喻”，转身进了屋，再也没出来。
我陪着张伯去了银行。
张强接到电话后很快就赶来了，像一只闻到血腥味的苍蝇，兴奋得搓着手。
在银行里，看着柜员操作，看着那一长串数字从张伯的账户上消失，转入张强的账户，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疼得喘不過氣。
转账完成的那一刻，我看到张伯的肩膀瞬间垮了下去，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
而张强，拿到确认单后，脸上是毫不掩饰的狂喜。
他敷衍地拉了拉张伯的胳膊，大声说：“哥，走，我接你回家享福去！”
他甚至没对我说一句谢谢，就带着张伯匆匆离开了，仿佛我们是什么瘟疫。
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
接下来的48小时，家里安静得可怕。小宇问我张爷爷去哪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李诚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只是不停地抽烟。我们之间的空气，比冬天还冷。
我一遍又一遍地想，我是不是做错了？我的沉默，是不是一种纵容？
我走进后院那个空荡荡的杂物间，里面还残留着张伯的味道。
那本《高等数学》还放在床头，我拿起来，抚摸着卷了边的书页，心里充满了无力和悔恨。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一个公式化的女声响起：“您好，是林悦女士吗？这里是XX人寿保险公司。”
我以为是推销，下意识地想挂断。
对方紧接着说出了一句让我血液都快要凝固的话。
“女士，请您带上身份证来柜台领取支票。”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手里还捏着那本冰冷的《高等数学》。
“支票？什么支票？”我的声音有些发颤，“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是张远山先生在我们公司办理的一项业务，您是指定人。”
对方的语气依旧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像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具体情况，电话里不方便透露，需要您亲自来一趟。请务必带上您的身份证原件。”
说完，她报了一个地址，就挂断了电话。
张远山。张伯。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像揣了只兔子，在胸口横冲直撞。
李诚从屋里走出来，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谁的电话？脸怎么这么白？”
我把电话的内容跟他说了。他的第一反应跟我一样。
“骗子吧？”他皱着眉说，“现在的骗子花样真多，连老张的名字都知道了。别信，天上不会掉馅饼。”
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那个女人的声音，太镇定了，不像骗子惯用的那种热情或者急切的语气。
“我去看看就回来，要真是骗子，我扭头就走。”我对李诚说。
李诚拗不过我，最后还是不放心地说：“我开车送你去，我就在楼下等你，有事立马给我打电话。”
那家保险公司在一栋高大的写字楼里，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
里面冷气开得很足，穿着职业装的人们来来往往，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公式化的微笑，显得彬彬有礼又拒人千里。
我走到前台，有些紧张地报上了我的名字。
前台的女孩在电脑上查了一下，然后微笑着对我说：“林女士，请您稍等，王经理马上就过来。”
不一会儿，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人走了过来。
他向我伸出手，自我介绍说姓王。
“林女士，您好，跟我来吧。”
我跟着他穿过开放的办公区，空气里弥漫着打印机和咖啡的味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格子里忙碌着，没人多看我一眼。
这间贵宾室很安静，和外面的嘈杂彻底隔绝开来。
王经理让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从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抽出了几份文件，推到我面前。
“林女士，我们长话短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