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头看过去二十年，中国制造业和科技产业的升级演进路径，你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规律：优秀的产业，真正的拐点，从来不是价格优势被看到的那一刻，而是全球体系开始对中国的某一个行业，产生“结构性依赖”的那一刻。
2025年的中国生物医药，正在走到这样一个位置。
这一年，中国创新药第一次在全球交易层面，完成了对美国医药行业的结构性的超越，而且这种超越，并不是通过“少数超级项目”实现的，而是通过数量、金额、赛道的覆盖度、合作深度的全面抬升完成的。
中国的创新药，2025年全年超过1350亿美元的对外授权交易额，超过150笔交易数量，接近全球一半的占比。这种超级BD合作背后反映的，并不是市场情绪的偶发波动，而是全球创新药资本和产业，对中国创新体系的一次重新认识，以及集体再定价。
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哪怕中国已经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创新药项目，但在全球的产业链中，依然很容易被解释为，中国的创新药还是处于“局部突破”，以及“阶段成果”的成长态势。
而2025年之后，这种观点，似乎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当众多的跨国药企在多个疾病领域、多个技术路线、多个合作模式上，同时、持续、加速地从中国引入创新药的资产时，只能说明一件事：中国已经不再是全球创新药体系里的基本“局部变量”，而是“结构本身”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更进一步说，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高壁垒、长周期、强监管、重资本的创新药产业中，完成了对美国的全面的超越，以及系统性挑战。而且这一次的挑战和超越，是在最核心的“创新源头”环节，而不是制造末端。这一点，放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历史上看，分量是极其重要的。
而这一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中国生物医药，尤其是创新药崛起的底层逻辑，其实早已在过去十年悄然成形。
从研发体系来看，中国创新药已经完成了从“快速追随者”到“体系创新者”的跃迁。过去，国内的创新药研发，研发更多集中在已验证靶点的优化和改良上，强调速度与成本优势。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管线在立项之初，就直接对标满足全球的临床需求，甚至尝试在机制源头上给出新的解决方案。这种变化，意味着研发思维的根本转向——不再只是“做得更快”，而是“做得更早、更准、更系统”。
这背后，是一整套研发基础设施的成熟。中国的临床资源、患者规模、数据密度，已经足以支撑大规模、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审评审批体系在不断加速的同时，又保持了与国际标准的高度一致。再叠加中国工程师的红利还在持续发挥作用，使得中国创新药在“单位时间产出”这一关键指标上，具备了难以复制的优势。对跨国药企而言，这种优势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单纯的“成本便宜”。
如果说研发端是“供给能力”的体现，那么需求端的变化，则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创新药的战略价值。当前全球医药行业，正同时遭遇三重压力：专利悬崖逼近、研发效率下滑、成本持续上升。在这种背景下，跨国药企已经没有太多的试错空间，它们需要更确定的创新来源、更可控的投入结构、更快的回报节奏。中国创新药，恰好在这三个维度上，给全球的医药企业，拿出了一个相对均衡的解法。
正因如此，BD模式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授权出海更多是一种“风险转移模式”；而现在，越来越多交易开始走向联合开发、共同商业化，甚至在美国市场进行利益共担。
这说明一个重要信号：跨国药企已经不再把中国资产当作“可替代选项”，而是在部分赛道上，愿意与中国企业绑定长期利益。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极其罕见的。
把视角再拉长一些，我们也会发现，中国生物医药的发展轨迹，与当年中国高端制造、新能源产业的路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很多产业的崛起，在前期是靠效率和成本打开窗口，中期通过规模和工程能力建立优势，后期开始在标准、路径和规则层面，对全球的相关行业产生影响力。
不同之处在于，医药产业的门槛更高、周期更长，但一旦站稳脚跟之后，其护城河也更深。
当然，真正决定中国生物医药能否走得更远的，并不仅仅是研发和交易层面的成功，而是整个产业生态能否完成下一次升级。其中，最关键的一环，依然是支付体系的优化和完善。
如果说过去的中国创新药，是在“资本—研发—BD”的循环中高速前进，那么下一阶段，必须进入“研发—临床—支付—再研发”的完整闭环。医保的作用，在于为真正具备临床价值的创新药，提供稳定的收入锚点；而根据国外的经验，商保全面介入的作用和意义，才能够为高价值、差异化创新提供更广阔的支付空间。
如果说我们的商保支付始终缺位，那么创新药的价格体系、回报结构和研发激励机制，都会受到天然的限制。
而商保要真正进入主舞台，就绕不开医疗数据的问题。没有长期、真实、可追溯的数据体系，商保无法精细定价，也无法进行风险管理。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协同、合规共享，将成为影响行业发展速度的隐性变量。这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行业制度和治理能力的问题，需要监管层下决心去推动和改变。
站在资本市场的角度看，生物医药板块正在经历一次典型的“认知切换期”。过去，市场更关注故事、管线和预期；而接下来，现金流、销售放量、真实世界数据、支付落地，将逐步成为定价核心。一批真正跑通商业化路径的企业，会开始与纯研发型公司拉开差距。这种分化，并不是坏事，反而意味着行业正在走向成熟。
从细分的行业机会来看，在ADC、GLP-1之外，跨国药企近两年对中国资产最明显的变化，是兴趣开始系统性前移，也就是从“临床中后期、确定性较高的项目”，逐步向“机制前沿、平台型技术”扩展。
首先非常值得重点关注的一条主线，是多特异抗体体系的全面升级。过去大家讲双抗，更多集中在PD-1/VEGF这类已经被验证的组合，但现在MNC真正感兴趣的，是更复杂的多靶点结构，包括三抗、条件性激活抗体、空间构象可控抗体。这类产品的核心不在“靶点新不新”，而在工程能力和系统设计能力，而恰恰在抗体工程这一块，中国团队的迭代速度、试错成本和生产放大能力，已经形成明显优势。对跨国药企来说，这意味着中国不只是“给管线”，而是可以提供下一代抗体技术的工程解决方案。
第二条正在快速升温的赛道，是下一代免疫调节通路，尤其是围绕先天免疫和肿瘤微环境的靶点体系。包括STING通路、CD47/SIRPα轴的差异化设计、TAM相关通路、以及新一代免疫抑制解除机制。这些方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全球免疫治疗已经明显进入瓶颈期，单纯“再来一个PD-1”已经没有意义，真正的突破，必须发生在免疫系统更底层的调控机制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在于临床样本规模和组合设计的灵活性，使得“机制验证速度”明显快于欧美。
第三条被明显低估、但正在被MNC悄然重视的方向，是核酸药物的结构创新，不仅仅是传统的siRNA，而是包括ASO、环状RNA、RNA编辑技术等更前沿形态。过去核酸药物的主要瓶颈在递送和安全性，而中国企业在脂质纳米颗粒、化学修饰、组织特异性递送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工程化经验。跨国药企看中的，并不是单一适应症，而是这些平台是否具备“快速扩展到多个疾病领域”的能力。一旦平台被验证，后续价值释放空间极大。
第四个正在浮出水面的重要赛道，是靶向蛋白降解体系的中国化演进。除了大家熟知的PROTAC之外，新一代分子胶、LYTAC、AUTAC、甚至针对细胞外蛋白的降解路径，都开始进入实质性研发阶段。这个领域的难点在于化学设计与生物学理解的深度融合，而中国在小分子化学和高通量筛选上的传统优势，正在和生物技术能力发生叠加。对MNC而言，这类技术一旦跑通，很可能重塑整个药物研发逻辑。
第五个非常重要、但不容易被短期市场捕捉到的方向，是疾病系统级解决方案，尤其集中在自免、代谢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这里的核心不再是“单一靶点”，而是围绕疾病通路进行长期、多机制组合治疗的能力。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在于对真实世界患者长期管理的理解，以及更灵活的临床设计能力。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开始愿意与中国公司进行联合开发，而不是简单License-out。
再往前看一步，还有一个趋势正在形成：中国正在成为新治疗模式的“试验场”和“加速器”。无论是体内CAR-T、可逆免疫激活系统，还是与数字医疗、伴随诊断深度绑定的药物，中国在伦理审批效率、患者招募能力和临床执行力上的优势，使得许多“在欧美推进成本极高”的创新路径，可以先在中国完成关键验证。
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看，其实结论非常清晰：未来几年，中国创新药最有前景的细分赛道，并不只是“哪个靶点最火”，而是哪些技术具备平台化潜力、能够反复孵化新产品、并且被全球体系认可为长期创新源头。在这一维度上，中国已经不再是跟随者，而正在成为规则的重要参与者。
如果说ADC和GLP-1，是之前中国创新药走向全球舞台的“敲门砖”，那么接下来这些前沿赛道，才是真正决定中国在全球医药创新体系中，坐在哪个位置的关键变量。
从其他细分的领域看，围绕创新药本身的上下游生态，同样存在大量结构性机会。包括高壁垒原料、先进制剂技术、临床外包服务、以及全球化能力突出的CXO企业，都将在中国创新药走向全球的过程中，持续受益。因此这不是一个局部和短期行情，而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产业扩张过程。
生物医药过去半年，表现并不太好。但是如果最终我们能够跳出短期市场波动的局限，用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中国生物医药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清晰：那就是把一条原本由西方长期主导的创新产业链，逐步变成中国的企业，可以实现深度参与的多极化结构。那么如此一来，短期的波动显然就无关紧要了。
更为深刻的认识在于，医药创新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交易金额和股价曲线，而是能否持续产出真正改变疾病治疗方式的产品。能够做到这一点，创新药企业的生命周期和价值坐标，才会实现更持久的延伸。
从这一点看，中国生物医药已经走过了最难的那段路。接下来要做的，是把速度变成耐力，把优势变成标准，把成果变成长期能力。
可以是说，这一次，中国的创新药，不是在简单重复的追赶行业的脚步，而是以不可或缺的角色和环节，在参与书写全球新的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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