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台湾地下党往事》《中共台湾隐蔽战线纪实》及相关历史档案资料
部分章节基于历史事实客观叙述
1988年12月8日,广东丰顺县五经富镇的一处民居前,站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他穿着朴素的灰色中山装,手里拎着一个旧布包,身上带着长途跋涉的风尘。
老人手持的身份证上写着"叶依奎"三个字,籍贯显示为台湾台东,民族标注为高山族。但他说着一口流利的粤语,向路过的乡亲打听一个叫曾秀萍的人。
在乡亲们的指引下,老人找到了这处普通的民居。他在门前站了很久,深深吸了几口气,才颤抖着伸手敲门。
门开了,一位同样满头白发的老妇人站在门口。她先是一愣,随即仔细端详这位陌生来客。从岁月刻下的深深痕迹中,她认出了那双熟悉的眼睛。那是她42年前送别时看到的最后一眼。
老妇人的手抖了起来,眼泪瞬间涌出。屋内闻声走出一个中年男子,还有十几个不同年龄的人。这是他们的儿子谢定文,以及儿孙们。当年离家时腹中的孩子,如今已是儿孙满堂的中年人。
这位老人名叫谢汉光,1946年受组织派遣前往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在台湾的42年间,他经历了地下组织被破坏、同志相继牺牲、被迫改名换姓隐居深山等一系列变故。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那个特务横行、人人自危的年代,他竟然靠着最朴素的生存方式,躲过了层层追查,成为极少数活着回到大陆的人。
【一】青年才俊的选择
1917年9月,谢汉光出生于广东丰顺县埔寨镇采芝村。这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村落,历史上人才辈出。清末民初,与谭嗣同、陈三立、吴宝初并称"岭南四公子"的丁惠康,就是丰顺人。
谢汉光家境清贫,在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父母虽然是农民,但深知读书的重要性,省吃俭用供孩子们上学。谢汉光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聪慧,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为村里人眼中的"读书种子"。
1938年,21岁的谢汉光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他原本报考的是法务专科,但那年法务专业停止招生,他阴差阳错被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专业录取。
这次意外的录取,改变了谢汉光的人生轨迹,也为他日后的潜伏工作埋下了伏笔。
广西大学当时云集了一批知名学者。竺可桢、李四光、陈望道、陈寅恪、王力等名家在这里任教,学术氛围浓厚。更重要的是,学校里有一批进步教师,他们在课堂之外向学生传播新思想。
在广西大学,谢汉光结识了梁铮卿、陈仲豪、张伯哲等同学。
梁铮卿来自梅县三角地,陈仲豪是揭阳榕城人,张伯哲来自普宁,几个人都是广东老乡,很快成为好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在思想上逐渐接受了进步理念。
1942年7月,25岁的谢汉光大学毕业,获得农学学士学位。他回到老家,与揭西县五经富镇的女学生曾秀萍结婚。曾秀萍也是读书人家的女儿,在当地小学当教师,两人门当户对,感情深厚。
婚后第9天,谢汉光接到同学邀请,前往广西桂林黔桂铁路柳州农场任职。当时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不忍拒绝,便只身前往。不久,他凭借出色的专业能力和管理才能,被提升为农场主任。
柳州农场位于黔桂铁路沿线,地理位置重要。谢汉光走后,妻子曾秀萍在老家怀孕,生下儿子谢定文。
由于家乡经常遭日军袭扰,曾秀萍带着襁褓中的儿子辗转来到广西,与丈夫团聚。为了让妻儿有安定的生活,谢汉光将妻子安排在附近的中学教书。
在柳州农场工作期间,谢汉光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很冒险的事情。1944年,日军占领广东潮汕地区后,大批进步人士和民众被迫转移。柳州成为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许多逃难的人经过这里。
谢汉光在农场中秘密安排了一批从潮汕转移来的人员。
这些人中有邱达生、王珉、陈静、陈莹、叶瑶华、周勤淑等,他们中有的是地下工作人员,有的是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谢汉光给他们提供工作岗位和住宿,让他们在农场得到了庇护。
当时谢汉光还不是正式成员,但已经是"党外进步朋友"。这段经历让他更深入地了解了革命理念,思想上也逐渐成熟。正是这些朋友的影响,为他日后做出人生重大抉择打下了基础。
1944年11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广西告急。桂林很快陷落,谢汉光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随难民潮向四川转移。
一家三口在逃难途中经历了无数艰辛,先后在四川高县和邛崃等地落脚,靠教书勉强维持生计。那段日子虽然清苦,但一家人在一起,相互扶持,也算平安。
【二】临危受命赴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消息传来,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分离了50年的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台湾光复后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的专业人才。谢汉光在广西大学的老师,一位林业专家,先行前往台湾,担任了台湾省林业试验所所长。
这位老师写信给谢汉光,邀请他一起到台湾工作,帮助建设台湾的林业事业。
对于一个农学专业的毕业生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台湾森林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是开展林业研究的理想场所。
谢汉光与妻子商量后,决定接受邀请。1946年初,他带着妻子和儿子,从四川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香港,准备搭船前往台湾。
在香港停留期间,发生了一件改变谢汉光人生轨迹的事情。一位在柳州农场时期认识的朋友找到他,说有人想见他。这位朋友安排谢汉光拜会了华南分局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和苏惠。
方方和苏惠都是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他们了解到谢汉光的背景后,向他说明了台湾的重要性。台湾刚刚回归,但国民党在岛内的统治引发了诸多矛盾,需要有人去了解真实情况,为将来做准备。
方方语重心长地对谢汉光说,台湾是祖国的宝岛,不能让它再次脱离祖国。希望谢汉光到台湾后,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谢汉光在大学时期就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在柳州农场期间又受到进步人士的深刻影响。听完方方的话,他明白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工作邀请,而是一项特殊的使命。他当即表示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苏惠告诉谢汉光,组织会安排一位校友很快也到台湾,希望他能为这位校友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便于开展工作。她还叮嘱谢汉光,到台湾后要格外小心,注意保护自己,不要暴露身份。
谢汉光考虑到自己将要承担的特殊工作,妻儿跟在身边很不方便,一旦出事还会连累家人。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让妻子带着儿子返回老家。
临别前,谢汉光拥抱着妻子和儿子,心中充满了不舍。他对妻子说,这次去台湾可能需要较长时间,让她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在家乡等他。
曾秀萍虽然不明白丈夫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不带她去台湾,但她看到丈夫坚定的眼神,知道他一定有难言之隐,便默默接受了这个安排。
为了掩护身份,华南分局安排了一位女同志与谢汉光假扮夫妻,同行前往台湾。
1946年春,29岁的谢汉光乘船离开香港,前往台湾。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海岸线,他不知道这一别,竟会是整整42年。
【三】在台湾扎根
谢汉光抵达台湾基隆港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台湾的自然风光让这位学森林专业的青年感到欣喜,但他很快发现,表面的平静下暗流涌动。
国民党接收台湾后,许多大陆来的接收人员贪污腐败,欺压本地百姓,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谢汉光到台湾不久,就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的社会气氛。不过他牢记组织的嘱托,不动声色地开展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老师的安排下,谢汉光进入台湾省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工作。莲花池分所位于南投县鱼池乡,四周环山,景色优美,是进行林业研究的理想场所。
谢汉光凭借在广西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在柳州农场积累的实践经验,很快在工作中展现出了出色的能力。
一个月后,张伯哲也抵达台湾。这位谢汉光在广西大学时期的好友,此行有着同样的使命。
谢汉光按照组织的安排,将张伯哲安排在莲花池分所担任科员,两人以同事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始了在台湾的特殊工作。
1946年下半年,谢汉光的老师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林业试验所。
临走前,老师推荐谢汉光接替自己的位置。经过考核,谢汉光顺利成为莲花池分所的所长。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对于开展工作来说却非常有利。
作为分所所长,谢汉光有权招聘和安排工作人员。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利用这个便利,陆续为从大陆来台的同志安排了掩护身份。
1947年,梁铮卿和陈仲豪也先后接到指令,来到台湾。谢汉光根据两人的专业特长,做了精心安排。
梁铮卿被安排在台中农林总场担任技术员,后来又调到台湾省农林处畜疫血清制造所工作。陈仲豪则被推荐到基隆中学任教,与校长钟浩东成为同事。
这些安排看似普通,实则经过了周密考虑。
林业试验所、农林总场、血清制造所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单位,工作人员流动性小,不容易引起注意。而学校教师这个身份,既体面又便于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
1947年初的一天,在台中一位姓林的人家中,发生了一件对谢汉光来说意义重大的事情。
张伯哲介绍谢汉光正式入党,参加宣誓仪式的还有台中中学一位姓张的老师。几个人在简陋的房间里,面向党旗举起拳头,进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
从这一刻起,谢汉光从"党外进步朋友"正式成为了一名党员。这个身份必须绝对保密,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能告诉。谢汉光心里明白,这份责任有多重,也意味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为了做好掩护工作,谢汉光在业务上更加努力。他与同事合作,深入台湾各地的森林进行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1947年12月,他与同事合作撰写的《林分调查与初步研究》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在林业界引起了一定反响。这篇论文不仅展示了他的专业水平,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林业试验所的地位。
在台湾的头两年,谢汉光表现得像一个普通的农林技术人员,每天按时上下班,认真做研究,与同事和睦相处。
他从不谈论政治,不打听敏感信息,在外人眼里就是一个埋头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但在这平静的表面下,他和同志们却在悄悄开展着另一项工作。
【四】风云突变的1949年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震动全岛的"二二八事件"。这次事件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情绪却更加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地下组织在台湾得到了较快发展。
张伯哲协助刘志敬组织台中市工委,领导台中地区的工作。他们陆续发展了陈福添、邓锡章等人加入组织,工作网络逐步扩大。
谢汉光、梁铮卿等人也各自承担着相应的任务,利用职位便利收集整理各方面情况。
1949年对台湾的地下组织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让谢汉光面临了生死考验。
1949年上半年,大陆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些消息也传到了台湾。台湾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备受鼓舞,工作热情高涨。但热情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台湾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在这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份报纸秘密印刷发行,宣传革命理念,在台湾民众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49年6月,《光明报》发表了纪念建党28周年的社论,文章观点鲜明,震动了全岛。
这篇社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警觉。他们意识到台湾岛内存在着一个相当有组织的地下网络,于是开始加紧追查《光明报》的印刷地点和相关人员。
1949年8月,一个叫王明德的年轻人因为给女友多次邮寄《光明报》而被保密局抓获。
在审讯压力下,王明德很快供出了《光明报》的印刷点之一是基隆中学。保密局立即行动,包围了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
钟浩东是一位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在审讯中始终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也拒绝供出任何人。但基隆中学的地下组织还是遭到了破坏,10名相关人员被捕,其中几人后来被处决。
消息传到台中,陈仲豪立即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基隆中学和台中的组织有联系,一旦敌人顺藤摸瓜,台中的同志也会暴露。1949年9月16日,陈仲豪紧急南下,来到谢汉光所在的林业试验所求助。
谢汉光迅速做出判断,将陈仲豪安置在郊外一个偏僻的农场里。陈仲豪白天在外面活动,晚上就睡在农场的鸡舍中,极其艰苦。几天后,他们接到指示,要求暴露的同志尽快撤离台湾。
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1949年的台湾已经戒备森严,出入都受到严格管制,想要离开谈何容易。但必须想办法,否则陈仲豪随时可能被抓。
谢汉光、张伯哲、梁铮卿三人开始周密策划。他们为陈仲豪制作了假身份证,设计了撤离路线。
10月5日,在台南当警察的陈仲豪表弟冒着巨大风险帮助他登上了一架飞往美国的飞机。陈仲豪先到美国,再辗转回到大陆,成为极少数成功撤离台湾的人员之一。
但留在台湾的人,危险才刚刚开始。
1950年初,台湾的天空笼罩着一层看不见的阴云。
1月29日深夜,台北市一处普通民宅被特务包围。屋内被捕的人叫蔡孝乾,台湾省工委书记。这个曾经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在被捕后迅速叛变,将他掌握的人员名单和组织关系和盘托出。
蔡孝乾的叛变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直接受命于高层,掌握着台湾地下组织的核心机密。保密局根据他提供的信息,开始了疯狂的大搜捕。
3月初,谢汉光还在林业试验所正常上班。表面上看,一切如常。但实际上,一张巨大的搜捕网已经悄悄铺开,正在向他和同志们收紧。
张伯哲、梁铮卿相继失去了联系。谢汉光心里隐隐感到不安,但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无法与其他人取得联系。按照纪律,他只能继续保持日常工作状态,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直到某一天清晨,一位陌生人突然出现在林业试验所门口。那人急匆匆走到谢汉光面前,塞给他一封信和30块银元,说了一句话后转身就走。
谢汉光打开信,只见上面写着几个大字:"立即离开,按计划行动。"
那一刻,他知道,灾难降临了。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特务很快就会来抓人。他必须立即消失,从此不再是谢汉光。
谢汉光撕碎了信件,将30块银元藏在身上,拿起桌上妻子送的钢笔,从后门悄悄离开了林业试验所。从这一刻起,一场长达42年的生死潜伏正式开始。
然而,面对特务布下的层层搜捕网,面对台湾这座到处是眼线的孤岛,他即将采取的生存方式,却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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