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还没几个人搞得懂什么叫“高薪阶层”，但对刚拿到90块钱工资的排长李振华来说，这笔钱烫手得很。
那年头，一个八级钳工累死累活一个月才挣三十多块，他一个25岁的小伙子，凭啥拿这么多？
这事，还得从他肩膀上那两颗刚戴上的金灿灿的五角星说起。
这一年，一道军令下来，整个中国的婚恋江湖，规矩全变了。
姑娘们找对象的风向标，一夜之间，齐刷刷地指向了部队大院。
几个月前，李振华还和他的兵一样，穿着土布军装，过着“供给制”的日子。
啥叫供给制？
说白了，就是国家管你吃、管你穿、管你住，个人手里没几个活钱。
连长一个月兜里也就揣个十几块钱津贴，抽几包烟、给家里写信寄点钱，也就见底了。
那时候谈恋爱结婚，讲究的是“革命理想”，是两个人思想上是不是一条心。
谁要是先问对方家里几亩地、兜里几块钱，那是要被当成思想落后分子看待的。
大家都是革命同志，穷得叮当响，但是精神头足。
可和平建设的年代来了，社会变了。
城里工厂的烟囱冒着烟，商店的橱窗亮着灯，人们开始讨论工资、福利、单位分房。
你再让一个保家卫国的军官，一个月就拿十几块津-贴，老婆孩子在老家饿肚子，这说不过去。
人心都是肉长的，革命理想不能当饭吃，部队要正规化，军官也得过上体面的日子。
于是，1955年2月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一公布，天就变了。
这个条例的核心，就是把老一套的供给制，换成了薪金制。
从元帅到少尉，十四个级别，每个级别对应清清楚楚的工资条。
这不只是发钱那么简单，这是国家第一次用白纸黑字告诉你：你的军衔，你的贡献，值多少钱。
军官这个职业，一下子从一个纯粹奉献的革命符号，变成了一个有稳定收入、有社会地位、有明确前途的“铁饭碗”。
如果说发工资是在里子上给人长了脸，那换装就是把面子给得足足的。
55式军服，那真是讲究。
料子用的是毛哔叽，摸上去就厚实、挺括，跟以前的粗布完全是两码事。
样式参考了“老大哥”苏联的，大檐帽、武装带、军官皮靴，往那一站，精气神立马就出来了。
最扎眼的，就是肩膀上那副硬邦邦的肩章。
这玩意儿就是身份的二维码。
过去，干部战士都穿得差不多，顶多是干部服有四个口袋，战士服俩口袋，不凑近了看，分不清谁是谁。
现在不一样了，肩章上几条杠、几颗星，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个人的级别。
一条杠是尉官，两条杠是校官。
一颗星是少尉，两颗星是中尉，三颗星是上尉，四颗星是大尉。
当李振华这样的年轻军官穿着新军装走在南京城的马路上，回头率高得吓人。
那身军装就像一块行走的招牌，上面写着：国家荣誉、稳定工作、光明前途。
战争的硝E硝烟刚散去没几年，“最可爱的人”这个称呼还热乎着呢。
现在这群英雄不仅有光环，还有了实实在在的“硬通货”。
这种组合，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相对单纯的年代，对年轻姑娘们的吸引力是核弹级别的。
很快，介绍对象的热心大妈们，嘴里的说辞都更新换代了。
以前是“小伙子思想进步，是党员”，现在直接甩出王炸：“军官同志，中尉，月薪九十块！”
这句话的分量，比啥都重。
在姑娘们和她们爹妈的“内部市场分析”里，一个顺口溜迅速传开：“一颗星太小，四颗星太老，三颗星难找，两颗星正好。”
这话糙理不糙，把当时的婚恋算盘打得噼啪响。
“一颗星太小”，说的是少尉。
这些小伙子大多是军校刚毕业的，二十出头，嫩得很。
肩上孤零零一颗星，看着就像个实习生，资历浅。
虽然年轻是本钱，但爹妈们会觉得这“潜力股”风险有点大。
而且60块的月薪，在军官里头算是最低的，刚够自己花销，养家糊口还差点意思。
“四颗星太老”，指的是大尉。
能在1955年混到大尉的，基本都是营级干部了。
这些人都是从战火里滚出来的，有本事、有地位，可年纪也上去了，大多三十好几。
在那个讲究早婚早育的年代，这个年纪还没结婚的，不是有啥特殊情况，就是早就被“抢购一空”了。
剩下的，就成了姑娘们眼中的“大叔”，有代沟。
“三颗星难找”，上尉就厉害了，一般是资深连长或者副营长，二十七八岁，年富力强，前途一片光明，工资也涨到了120块，简直是完美对象。
可问题是，这种“极品”数量太少，属于稀有物资。
普通人家的姑娘，在生活里压根碰不着几个，只能在心里想想。
这么一排除，就剩下“两颗星正好”的中尉了。
这个群体简直是为婚恋市场量身定做的。
李振华这样的中尉，年龄二十五六，正是谈婚论嫁的黄金年龄。
他们当过排长，有的已经是副连长，经过了部队的初步筛选和锻炼，证明了自己不是“水货”，是实打实的“绩优股”。
90块钱的月薪，比当时城里最牛的八级工还高出一大截，养活一个家庭绰绰有余，而且显得很有实力，又不像上尉、校官那样高不可攀。
从视觉上看，肩膀上两颗并排的星星，看着就对称、舒服，不像一颗星那么单薄，也不像三四颗星那么拥挤。
它传递出的信息就是：年轻、有为、稳重、可靠。
这完全踩中了当时女性对理想丈夫的所有想象：既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又是一个能撑起家庭的顶梁柱。
于是，穿着新军装的李振华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社交场合的中心。
部队组织的联谊舞会上，他们成了女青年们争相邀请的对象。
走在公园里，总有热心的大妈凑上来问：“同志，哪个部队的？
结婚了没有？”
当然，这股“军官热”也不是雨露均沾。
同样是中尉，驻扎在南京、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和驻守在西藏雪山、新疆戈壁的，那待遇是天差地别。
城里的军官，周末能逛公园看电影，有的是机会接触社会；而边防线上的军官，别说找对象了，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陌生人，信都得几个月才能送到。
他们的军衔和薪金同样闪亮，但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对家庭的亏欠，让他们在婚恋这条路上走得异常艰难。
这恰恰说明，那场席卷全国的“军官热”，不是盲目的英雄崇拜，而是混杂了理想主义光环和极为现实的经济考量的产物。
那身军装和肩上的星星，是那个时代最硬的通货，它代表着一种秩序、一份保障，和对一个安稳未来的全部承诺。
后来，李振华经人介绍，认识了南京一所小学的女老师。
不到半年，两人就结了婚。
他们的结婚照上，李振华穿着那身55式中尉常服，肩上两颗金星在黑白照片里依然闪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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