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在一份不足百字的“包干保证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此举，被誉为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
但其实，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并非小岗村，而是河南新乡。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任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就开始大力推行“包产到户”，比小岗村早了20年。
当时，耿起昌提出了“包工到户、定产到田”的机制，让农民超产奖励，旨在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由于该政策太过超前，加上又处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耿起昌最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不过，他很快就获得了平反，并且此后连连晋升，先后担任新乡地委第一书记、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河南省委书记等职，成为名震一时的人物。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耿起昌最后却被开除了党籍。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耿起昌，191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与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是同乡。
1938年，23岁的耿起昌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抗战胜利后，耿起昌被调到河北太行行署工作，历任科长、太行四专属专员、地委委员等职。
建国初期，耿起昌又调任河南新乡专员公署副专员。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命运便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一段扎根基层、造福一方的奋斗历程由此拉开了序幕。
耿起昌工作认真、成绩显著，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被提拔为新乡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前途不可限量。
此外，他还是一个敢想敢干、勇于开拓的领导干部。1958年，全国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行“一大二公”，造成了全国“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泛滥，尤其是“共产风”和“生产瞎指挥风”，更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管理一片混乱。
作为一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领导干部，耿起昌深知这样的混乱局面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之深，他还曾将其形象地概括为一句顺口溜：“出工敲破钟，到地一窝蜂；走路一条线，到地一大片；干活却不多，等于碾一遍。”
既然意识到了问题，那么就要想办法改正。于是，耿起昌大胆提出了“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的农业生产管理机制，并积极倡导推行。值得一提的是，这也被视为后来“包产到户”政策的早期探索。
事实上，早在1956年，新乡地委在全地区实现农业高级社后不久，就开始大力推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3年不变、超产奖励”的管理机制了。
然而，此举却遭到了主管全省农业工作的一位省委书记的批评，称其“架空了高级社，把高级社变成了‘周天子’”。
到了1958年中旬，新乡推行的这种“地段责任制”又被省委批判为“右倾保守”主义，新乡地委还为此向省委写了书面检查，责任制也随之取消，沉寂了近半年之久。
尽管受此“挫折”，耿起昌也没有放弃，他仍继续坚持“包工包产到户”的“地段责任制”。
然而，在当时那样的历史背景下，耿起昌此举被认定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见，有不满情绪等等。有人甚至还列举出了这种机制的所谓“十大罪恶”。
1958年8月，“庐山会议”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在全国拉开了帷幕。
耿起昌所在的河南新乡自然也不能例外，在同年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耿起昌被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将其作为典型材料上报中央。而这也就意味着，耿起昌从全省的右倾典型升级为了全党的右倾典型。
事实上，除了耿起昌坚持搞“地段责任制”得罪了当时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外，在当时省委错误开展的反“潘、杨、王反党集团”斗争中，他也表现得比较消极。另外，面对省委虚报粮食、钢铁产量和大办食堂、水利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耿起昌也表示反对，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而这也为他日后的种种磨难埋下了种子。
事实证明，这场“反右倾”的斗争，给新乡地区的国民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据相关史料记载：1961年，新乡地区的粮食总产量为9.89亿斤，比1957年减产43%。
但很快，这种局面就发生了转变。
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教员首次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并提出该年要成为“调查年”和“实事求是之年”，老人家更是身体力行，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南方各地调查研究。在此期间，教员还特别关注到了一个人，他就是——耿起昌。
随后，时任副总理的谭震林遵从教员的指示，带领调查组来到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蹲点调查，并组织召开了公社全体干部大会。
会上，谭震林为“地段责任制”正了名；会后，他又叫人把当时已经被调到安阳机床厂担任副厂长的耿起昌叫到七里营参加调查组，之后又派他到八柳树大队担任调查组组长。事实上，这等于给他恢复了工作，为日后平反奠定了基调。
之后，教员在多次讲话中特别提到了耿起昌，说他是个老实人，有先见之明，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错误的，要坚决给他恢复名誉，仍当地委第一书记。
教员的这番话，算是他代表中央和本人，亲自为耿起昌在政治上彻底平了反。
同年7月，改组后的河南省委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正式宣布为耿起昌平反，同时任命其为新乡地委第二书记。几个月后，又正式任命为新乡地委第一书记。
在此后数年间，新乡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到196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5亿斤，棉花总产量3825万斤，比1956年增长了4.42%。而与此同时，耿起昌的职位也是一升再升，先后担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河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等。
然而，1978年后，他竟从省委书记、中央委员的高位上掉到了郑州市蔬菜研究所副所长的位置上。不仅如此，在这之后，他又因在“特殊时期”犯有严重错误，被开除了党籍，1983年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但遗憾的是，文史君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仍未找到耿起昌究竟犯了哪些错误，或许是出于保密等原因吧，所以才未公开。
在这之后，耿起昌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后于1991年因病去世，终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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