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仲秋的一个下午，延安中央医院旧址迎来一批“回娘家”的白大褂。风吹过窑洞口，枯叶翻卷，六十多岁的丁兰举着搪瓷茶缸，一步步在石阶上行走。阳光斜落，她突然想起十九年前的那个同样酷热的八月——江青产房门口，她被汗水浸透的衬衣几乎能拧出水来。

沿着时光往回走，1940年6月，中央医院接到电报：为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安排产房。电报言简意赅，却让全院神经紧绷。院长当晚召开碰头会，科室主任、麻醉师、助产士全部到位，方案一顺产、方案二难产，两套预案写得密密麻麻。比文字更厚重的，是大家心头的责任。

当时的中央医院，不过八孔窑洞、两张旧手术台。条件艰苦，却集中了延安最强的医护。挑选主刀时，目光不约而同落在丁兰身上。她毕业于同德医学院，是当时延安唯一受过系统妇产科训练的女医生，还在上海做过临床。硬件欠账，就得用技术补。

7月初，江青住进单独修葺的窑洞病房。木窗新糊的纸还带着浆糊味。护士为她铺好雪白的粗布床单，院方安排“特级护理”。毛泽东事务繁忙，每隔两三天抽空来探视。江青情绪波动大，一会儿嫌夜里狗叫扰人，一会儿怪护士递水慢。医护人员心里都有数：孕后期的情绪谁都拦不住，只能顺着来。

有意思的是，丁兰却被江青点名“最不招人喜欢”——理由只是查房时说话太简短。院长皱眉，丁兰笑言：“让她挑，挑完就不挑了。”她擅长用数据说话：骨盆测量、胎位判断、危险指数，全都记在小本上。江青听得心烦，却也无法反驳。

8月3日凌晨一点，分娩征兆出现。夜色沉沉，医护组火速集结。丁兰守在床边，时刻检测宫口开合。江青痛得大喊：“快给我止疼！”丁兰低声答：“忍住，马上就过渡期。”一句话，像钉子，稳住了所有人的心。

院长赶到，一眼望见丁兰的衬衫已成深色，汗水自袖口滴落。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产房外灯火通明。延河风急，窑洞内却针落可闻。下午三点整，啼哭声划破静寂——五斤四两，女婴。消息飞速传到杨家岭，毛泽东露出难得的孩童般笑容，连说三句“好，好，好”。

丁兰松手，才发现自己的右手背已被抓出几道血痕，指尖青紫。灯光下，她轻轻活动手指，没说一句疼。这一幕，被站在一侧的护士记在心里。

产后第二天，江青情绪平稳许多。她见丁兰查房，目光落在那只肿胀的手上，脸色微变，抬头认真地说：“真是对不起你，请你原谅，也谢谢你。”这一句道歉，出人意料。丁兰点头，关上门，转身时忍不住弯了弯嘴角。她后来提及：“那一刻，所有压力都化了。”

中秋节前夕，江青顺利出院，回到杨家岭。毛泽东以江青名义邀请中央医院医护来做客。羊肉汤、猪肉炖粉条、稀缺的白面花卷一并端上桌。院子里桂花香混着锅里热气，暖意四散。席间，毛泽东看见丁兰，主动举杯：“四川姑娘的手艺救了我们的女儿，辛苦你了。”丁兰忙摆手，只说职责所在。

饭后合影留念，沂河石磨青砖墙前，一排白衣、一排灰布。照片里，丁兰站在江青身旁，手上包着纱布，却笑得最淡定。李讷在襁褓中酣睡，小拳头紧握，像在宣示初生的力量。那张照片后来珍藏在中央档案馆，也见证了革命根据地医疗体系从无到有的跃迁。

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之后，丁兰不仅担任妇产科负责人，还开设了助产培训班。粗茶淡饭的课堂里，她把自己在上海学到的临床程序画成挂图，再结合窑洞实际，设计简化工具。她说：“延安条件艰苦，可标准不能降。”那几年，新生儿成活率从50%提高到80%以上，数据让人振奋。

时间继续前行，1945年抗战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丁兰已随同医疗队辗转华北、东北。她见证了解放军总医院的筹建，也见证了卫生部的创立。李讷上小学时，每年一次体检，总能碰见丁兰——这位老医生蹲下摸摸脉搏，拍拍肩膀，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长高喽，脾胃要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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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丁兰，当年给江青接生有多大压力。她想了想，说：“那时没想别的，只想着一个道理——延安的窑洞里，生命同样要安全地来到人世。”一句平实的话，道出了专业的底色，也折射出那个年代医者共同的信念。

至此，再回望1959年的聚会，故人们的鬓角已添白发。丁兰把茶缸递给后辈，轻声提醒：“技术要练，心更要稳。”窗外月色清白，石壁上传来虫鸣，仿佛延续着当年产房外那一片紧张又庄重的静默。

李讷后来成长为一名记者，奔走采访时偶尔提起自己的出生故事，总会提到“丁医生”那只被抓伤的手。生命的接力棒，就这样悄悄在历史和个人记忆中传递。丁兰至晚年始终珍藏着那张合影，照片边缘已略显卷曲，却依旧清晰——那一天的笑容，定格在光影里，也定格在新中国医疗史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