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以为，我和她这辈子，就会在这太行山沟里，平平淡淡地走到头。
直到那一天，几辆黑得发亮的轿车，像闯进村里的狼，惊动了所有人。
为首的日本男人，死死盯着我那“哑”了三十年的媳妇，用一种撕心裂肺的腔调嘶吼。
“静子！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哥哥啊！”
我那老实巴交的媳妇，瞬间泪 流满面，手中的针线“啪”地掉在地上。
男人随即转向我，眼神冰冷如刀，用一种宣判的口吻，对所有人宣布。
“她的真实身份其实是......”
那年夏天，太阳懒洋洋地挂在西边的山头上，把整片被炮火犁过的土地，都染上了一层不祥的红。
空气里，混杂着硝烟、泥土和一种更浓的、让人作呕的铁锈味。我知道，那是血的味道。
战斗结束了。
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就成了打扫战场的人。连长吼着，让我们机灵点，把死人堆里的枪都捡回来，再看看有没有装死的日本兵，有，就补上一枪。
我叫赵根生，那年刚满二十。是个从太行山里走出来的庄稼汉子，当兵前，我连枪都没摸过，只会摆弄锄头和镰刀。
我和栓子一组，他是我同乡，比我机灵。我们一前一后，踩着黏稠的、分不清是泥还是血的地面，在一个个弹坑和尸体间穿行。
“根生，这边！”栓子在一个被炸塌了一半的医疗帐篷门口朝我招手。
我跑过去，一股浓重的药水和血腥味扑面而来。帐篷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日本兵的尸体，大多都穿着白大褂。
“都是些医生护士，也该死！”栓子骂骂咧咧地在尸体上踢了一脚，想找找有没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我的目光，却被角落里的一抹白色吸引。
那是一个蜷缩着的身影，穿着一身同样被血污和泥土弄得看不出原样的护士服。她还活着，身体在微微颤抖。
我端起枪，一步步走过去。
是个女的，很年轻，看起来比我那早夭的妹妹大不了几岁。她的脸很小，沾满了黑灰，但能看出底子很白净。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林子里受了惊的小鹿，里面没有凶狠，没有仇恨，只有最原始的、对死亡的恐惧。
她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手术剪，但那把剪子，此刻却像一个无助孩子手里的玩具，随着她的身体一起发抖。
“根生，磨蹭啥呢！”栓子在外面喊，“解决了赶紧走，晦气！”
我举起了枪。
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她的额头。
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他们是侵略者，是鬼子，他们杀了我们多少同胞，烧了我们多少村庄。我的亲叔叔，就是被他们用刺刀活活挑死的。
仇恨，像火一样在我胸口烧。我的手指，已经搭在了扳机上。
可我看着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太干净了。干净得像我们村后山上的那汪泉水。我仿佛看到了我妹妹临死前，看着我的眼神，也是这样，充满了无助和对活下去的渴望。
她是个日本兵，可她也是个人。
一个和我妹妹差不多大的、会害怕、会发抖的姑娘。
我的手，开始不听使唤地抖了起来。枪杆子，重得像一座山。
“砰！”
一声枪响，不是我的。是栓子在外面，解决了一个还在呻吟的伤兵。
趁着栓子没注意，我做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做的决定。一个足以改变我一生的决定。
我没有开枪。
我猛地用刺刀，在旁边的地上，狠狠地划出了一道深深的血痕。
然后，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拖进了帐篷后面一个更深的、被炮弹炸出的弹坑里。她已经因为极度的惊恐和虚弱，昏了过去。
我用几块破烂的帆布和一把枯草，草草地将她掩盖起来。
“解决了？”栓子走进来，探头探脑地问。
“嗯。”我指了指地上那道新鲜的血痕，声音沙哑得不像我自己的，“解决了。”
栓子满意地点点头，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吧，别看了，看多了晚上做噩梦。”
我跟着他往回走，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我不敢回头，我怕他发现我的谎言。
那个谎言，像一颗不知是好是坏的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地生了根。
我不知道，我救下的，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场弥天大祸。
夜，像一块巨大的黑布，把整个战场都罩了起来。
白天那些狰狞的尸体和血污，都被黑暗温柔地隐藏了。只有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野狗的嚎叫，提醒着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屠杀。
我躺在临时营地的草垫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我的脑子里，全是那双像小鹿一样的眼睛。
我闭上眼，就能看到她蜷缩在弹坑里，浑身是血的样子。她还活着吗？还是已经和那些尸体一样，变得冰冷了？
一个念头，像疯长的野草，在我心里怎么也除不掉。
我得去看看她。
我借着解手的名义，悄悄溜出了营地。月光很淡，我凭着白天的记忆，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那个医疗帐篷的方向摸去。
四周静得可怕，我的心跳得像打鼓。我怕被巡逻的哨兵发现，更怕在弹坑里，发现一具冰冷的尸体。
我找到了那个弹坑。
我拨开上面的杂草，借着微弱的月光，看到她还躺在那里，胸口有微弱的起伏。
还活着！
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我跳下弹坑，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她的伤口发炎了，再这么下去，就算没死在枪口下，也得死在病痛里。
我咬了咬牙，从怀里掏出了我的急救包。那是部队发的，里面有两片珍贵的消炎药，还有一点点绷带和碘酒。这是我的保命玩意儿，不到万不得已，谁都舍不得用。
我把一片药碾碎，撬开她的嘴，混着我水壶里所剩无几的清水，笨拙地给她喂了下去。然后，我又撕开她的衣服，给她清洗伤口。她的伤口在胳膊上，不算深，但已经开始流脓。
在给她处理伤口的时候，她似乎恢复了一点意识，开始断断续续地呓语。
她说的是日语，我听不懂。但我能听出那声音里的痛苦和无助。
“……痛……”
“……妈妈……”
这两个词，我听懂了。
这两个词，像两把小锤子，狠狠地敲在了我的心上。
原来，她们也会喊痛，她们也会想妈妈。
原来，抛开那身军装，她们也和我们一样，是爹妈生的，是血肉之躯。
我给她包扎好伤口，把剩下的一片药和半壶水，留在了她的身边。然后，我重新用杂草把她盖好，悄悄地回了营地。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做贼一样，每天晚上都去那个弹坑。给她送点吃的，送点水。吃的，是我从自己牙缝里省下来的干粮。
她渐渐好转起来，看我的眼神，也从最初的恐惧，变成了一种复杂的、我看不懂的情绪。她不说话，只是看着我，有时候，会对我微微鞠躬。
几天后，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来。
日本投降了！
战争结束了！
整个营地都沸腾了，大伙儿又哭又笑，把帽子扔到天上。我也高兴，高兴得想哭。我终于可以活着回家了！
但高兴过后，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我的面前。
她怎么办？
部队马上就要整编开拔了，我不可能带着一个日本女人回部队。把她留在这里？她一个手无寸鸡之力的女人，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外，也是死路一条。
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来到弹坑。
我指了指她，又指了指我自己，然后指了指西边，那是我的家乡的方向。
我用最简单的词语，混着手势，告诉她，我要回家了。如果她愿意，可以跟着我。只要跟着我，就能活下去。
她看着我，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慢慢地站起来，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明白，她同意了。
我从一个被打死的村民身上，扒下了一件破旧的农妇衣服，让她换上。我又用锅底灰，把她的脸抹得更黑，让她看起来更像一个逃难的村妇。
我还给了她一个最重要的命令：从现在起，你是个哑巴。不管谁问你什么，你都不能开口说话。
她点了点头。
那个深夜，我背着我的行囊，带着这个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日本女俘，像两个幽灵，悄悄地离开了欢庆胜利的队伍，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中。
我没有回头。
因为我知道，从我带着她走上这条路开始，我就已经成了一个逃兵。
一个为了救一个敌人，而背叛了自己队伍的逃兵。
回家的路，注定不会平坦。
回家的路，比我想象的还要难走。
我和她，一个复员的士兵，一个假装哑巴的日本女人，两个人的身份都见不得光。我们不敢走大路，只能专挑那些崎岖难行的小道。
白天，我们躲在山林里或者破庙里。晚上，才敢出来赶路。
我的干粮很快就吃完了。我们只能靠挖野菜、摘野果充饥。有时候饿得实在不行了，我就去路过的村庄里，厚着脸皮讨点吃的。
人们看我穿着一身破烂的军装，大多还会给一两个黑乎乎的窝窝头。但看到我身后跟着的她，眼神就变得警惕起来。
“这是谁啊？”他们问。
“我表妹，家里人都死光了，路上碰到的，可怜。”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编好的谎言，“人……被鬼子吓傻了，不会说话。”
人们将信将疑地看着她。
她很聪明，或者说，求生的本能让她变得很聪明。她总是低着头，眼神怯怯的，一副受惊过度的可怜模样。别人给她东西，她就怯生生地接过来，然后对我鞠躬，再对别人鞠躬。
时间长了，她甚至学会了用简单的手势和眼神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饿了，她会指指自己的肚子。渴了，她会做个喝水的动作。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声的默契。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个被日军屠过的村子，遇上了一队盘查的民兵。他们看到我，又看到她，立刻就起了疑心。
“哪儿的人？干什么的？”一个黑脸的汉子用枪指着我。
“老总，自己人。”我赶紧从怀里掏出我的复员证明，“刚从部队下来，准备回家。这是我表妹，家里人都没了，我带她回老家投奔亲戚。”
黑脸汉子拿过我的证明，翻来覆去地看。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她身上。
“你表妹？怎么看着不像好人家的姑娘？”他粗声粗气地问。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这时，她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哭得特别伤心，一边哭，一边用手胡乱地比划着，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像个真正的哑巴。
她的眼泪，像是真的。那种绝望和悲伤，不像是装出来的。
民兵们被她这一下弄得措手不及。他们看着她哭得那么可怜，又看了看我那张写满了风霜和疲惫的脸，最终还是挥了挥手。
“走吧走吧，看着也不像奸细。”
我们逃过一劫。
那天晚上，我们躲在一个山洞里。我把讨来的半个干饼递给她，她却没接，只是看着我，眼泪又流了下来。
然后，她用手指在地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两个字。
我凑过去看。
是“谢谢”。
我愣住了。我没想到，她竟然会写中国字。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个女人，她的身上，藏着秘密。
走了快两个月，我们终于看到了太行山那熟悉的轮廓。
当“赵家峪”那块歪歪斜斜的村牌出现在眼前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回来了。
我带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回来了。
我给她取了个新名字，叫“李静”。
我告诉她，从今天起，她就叫李静。她的过去，全都死了。她只是一个被我从战乱中救回来的、不会说话的哑巴表妹。
她看着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从她踏进赵家峪的那一刻起，那个叫“藤原静子”的日本女护士，就已经死了。
活下来的，是我的“哑巴媳妇”，李静。
我带着一个哑巴女人回村的消息，像一阵风，一夜之间就吹遍了赵家峪的每个角落。
我的父母，早些年在饥荒里就没了。我回到家，面对的只是一间四面漏风的土坯房，和一口空空如也的米缸。
但比空米缸更难面对的，是村里人那些探究、怀疑、甚至带着敌意的目光。
“根生，这女的是谁啊？哪儿来的？”
“看着细皮嫩肉的，不像庄稼人啊。”
“根生，你可别是让人骗了，现在外头乱，什么人都有。”
每天，都有人围在我家门口，对着我和李静指指点点。
孩子们更是不懂事，他们跟在李静身后，学着她走路的样子，朝她扔小石子，嘴里喊着“哑巴！哑巴！”
李静每次都吓得直往我身后躲，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我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把所有人都挡在外面。我瞪着他们，吼他们，告诉他们，李静是我表妹，是我赵根生的家人，谁再敢欺负她，就是跟我赵根生过不去！
我的强硬，并没有换来理解，反而让流言蜚语传得更厉害了。
终于，村支书孙大爷坐不住了。
孙大爷是个在村里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把我叫到村委会，关起门来，脸色严肃地盘问我。
“根生，你跟叔说实话，那个女娃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把那套编了无数遍的谎话又说了一遍，还把我的复员证明和那枚不值钱的军功章都掏了出来。
“孙大爷，我是上过战场杀过鬼子的人，我还能分不清好人坏人？她就是个可怜人，家里人全让鬼子杀光了，人也吓哑了。我要是不管她，她就得死在路上。”我眼眶泛红，半是真情，半是演戏。
孙大爷叼着他的大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眼睛眯成一条缝，盯着我看了很久。
他是个精明人，他肯定不全信我的话。
但他看着我那枚沾着炮火气息的军功章，又想起我那死在鬼子刺刀下的亲叔叔，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行了，根生。”他把复员证明还给我，“既然是你的人，你就得管好。别在村里惹出什么事端来。”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她这么不明不白地住在你家，也不是个事儿。村里人嘴碎，唾沫星子能淹死人。”
我明白孙大爷的意思。
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年轻姑娘，孤男寡女地住在一个屋檐下，在这个时代，是天理不容的。
那天晚上，我对着油灯，想了一整夜。
第二天，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要娶李静。
只有让她成为我名正言顺的媳妇，才能堵住所有人的嘴，才能让她在这个村子里，堂堂正正地活下去。
我把这个想法，用手势和简单的词语告诉了李静。
她听完后，愣住了。她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惊讶，有感激，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悲伤。
她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只是默默地流眼泪。
我当她默认了。
我跑到孙大爷家，跟他说了我要娶李静的事。
孙大爷又抽了半袋烟，最后说：“你自己想清楚就行。结了婚，就是一辈子的大事了。”
我们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没有鞭炮，没有酒席，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红衣服。
我只是把我娘留下的一对银耳环，戴在了李静的耳朵上。然后，我们对着祖宗的牌位，磕了三个头。
晚上，我烧了水，让她好好洗了个澡。当她穿着我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头发湿漉漉地从里屋走出来时，我第一次看清了她的模样。
她的脸很白，是那种常年不见太阳的、细腻的白。眼睛很大，鼻子很挺，嘴唇很薄。即便是在这昏暗的油灯下，也好看得让人心惊。
我一个粗手大脚的庄稼汉，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人。
那一夜，我们成了真正的夫妻。
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只知道，从今往后，她就是我赵根生的女人了。我要用我这辈子，护着她，不让她再受一点委屈。
日子，就像村口那台老旧的石磨，一圈一圈，缓慢而沉重地转着。
李静是个好媳妇，好得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她虽然“哑”，但手脚比谁都勤快。家里的那几亩薄田，我教了她几遍，她就上手了。插秧、割麦、除草，样样干得不比村里的老娘们差。
她还把我们那间破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我每天从地里回来，总能喝上一口热茶，吃上一顿热饭。我的破衣服，她都给我补得整整齐齐。
村里人对她的态度，也渐渐地变了。
一开始，她们还只是在背后议论。后来，她们发现，李静不仅勤快，心还善。
村东头的王大娘摔断了腿，家里没人照顾。李静知道了，每天都端着一碗自己熬的米粥送过去。
村西头的二狗子发高烧，请不起郎中。李静跑到后山，采回一把草药，捣碎了给他敷上，第二天，烧就退了。她似乎懂一些医理，那些不起眼的草药，在她手里，总能变成治病的良方。
渐渐地，村里人不再叫她“哑巴”了。
他们开始叫她“根生家的”。
再后来，他们叫她“静”。
她用她的善良和勤劳，像春雨一样，无声地，一点点地，融化了这座小山村里，所有人的戒备和偏见。
只有我知道，她心里的苦。
有很多个夜晚，我半夜醒来，会看到她一个人坐在窗前，对着天上的月亮发呆。有时候，她会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哼唱起一些悲伤的歌谣。那歌声，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带着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哀愁。
我知道，她在想家。
但我从不问她的过去。
她也从不提。
那个秘密，就像我们屋后那口深井，我们都知道它的存在，但谁也不会去触碰井口的盖子。
几年后，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我给他取名叫“赵卫东”，保家卫国，我希望他能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儿子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声笑语。李静也变了，她的脸上，开始有了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卫东身上。她抱着他，给他唱那些我听不懂的歌谣。她用树枝在地上，教他写字，写的不仅仅是汉字，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弯弯曲曲的符号。
我问她那是什么，她只是笑笑，用手势告诉我，那是“画画”。
又过了两年，我们的女儿也出生了。
女儿长得很像她，皮肤白皙，眼睛又大又亮。我给她取名叫“赵小荷”，希望她能像池塘里的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
有了两个孩子，我们的家，才算真正地完整了。
李静不再是那个来路不明的外来者了。
她是“卫东他娘”，是“小荷她妈”。
她用三十年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个叫“藤原静子”的日本人，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名叫“李静”的中国农妇。
岁月，像一把钝刀，磨平了她身上所有的棱角，也磨平了我心中的不安。
我以为，我们就会这样，一辈子。
我以为，那个秘密，会随着我们一起，被带进黄土里。
我错了。
有些债，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三十年后，当那支浩浩荡荡的车队，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我们村口时，我才知道，我欠下的，或者说，我们欠下的，终究是要还的。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秋日午后。
太阳暖洋洋的，照得人浑身舒坦。村里的男人们大多下了地，女人们则聚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纳鞋底，拉家常。
我刚从后山砍了一担柴回来，正在院子里，一斧头一斧头地劈着。李静就坐在屋檐下的那张小板凳上，低着头，给我缝补一件旧棉袄。她的动作很慢，很细致，就像过去的三十年里，她做的每一件事一样。
我们的儿子卫东，已经娶了媳妇，搬到村头去住了。女儿小荷也长成了大姑娘，正在县里的师范学校念书，准备毕业了当个老师。
生活平静得像我们门前那条小河，一眼就能望到底。
突然，一阵巨大的、陌生的引擎轰鸣声，从村口的方向传来，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那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响，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蛮横。
大槐树下的女人们，停止了说笑。田地里的男人们，也直起了腰。所有人都朝着村口望去。
我也停下了手里的斧头，疑惑地朝外看。
只见几辆黑得发亮的、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的轿车，排成一列，像几头黑色的巨兽，卷起漫天的尘土，直接从那条新修的简易公路上，冲进了我们赵家峪的村口。
在那个连拖拉机都还是稀罕物的年代，这样的车队，无异于天外来客。
全村的人，都惊呆了。
孩子们吓得躲进了大人的身后。大人们则交头接耳，脸上写满了惊恐和好奇。
车门打开了。
从车上，走下来一群穿着笔挺的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男人。他们的表情很严肃，浑身散发着一种让人不敢靠近的气场。
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他虽然年纪不小了，但腰板挺得笔直，眼神像鹰一样锐利。
他们通过一个随行的翻译，向闻讯赶来的孙大爷——现在已经是孙爷爷了——询问着什么。
我离得远，听不清他们说什么。
但我看到，孙大爷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这种预感，源于几个月前。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刚从地里回来，一身的汗。李静递给我一碗晾好的凉茶，我正“咕咚咕咚”地喝着，村口的王二狗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根生叔！根生叔！”他上气不接下气，“村里来了几个外乡人，开着小汽车来的！正拿着照片到处问人呢！”
小汽车。
这三个字在当时的赵家峪，跟“龙”和“凤”一样稀罕。我心里也犯嘀咕，什么大人物能找到我们这山沟沟里来？
我放下碗，跟着王二狗走到村头的大槐树下。果然，那里围了一圈人，中间停着一辆我不认识牌子，但看着就气派的黑色轿车。几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男人，正拿着一张照片，跟孙大爷比划着什么。
其中一个男人看起来是头儿，他操着一口不咸不淡的普通话，问孙大爷：“老乡，你再仔细看看，这个人，你们村里，或者附近村子，有没有人见过？”
我凑过去，也想看看那照片上是什么稀罕人物。
那是一张半身黑白照，照片已经泛黄，边角都磨损了。上面是一个穿着和服的年轻女人，梳着复杂的发髻，脸上画着淡妆，微微笑着。
很美。
是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带着贵气的美。
但那张脸，那双眼睛，那嘴角的弧度，我越看，心跳得越快。
像。
太像了。
像年轻了三十岁，脱掉了粗布衣裳，换上了一身华服的……李静。
我的手，开始不自觉地抖了起来。端着茶碗时都没这么抖过。
“没见过，真没见过。”孙大爷摇着头，把照片递回去，“我们这山沟沟里，都是土里刨食的，哪有这么富贵的小姐。”
那个男人不死心，又把照片递给周围的村民看。
“大家看看，有没有印象？提供线索的，有重谢！”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崭新的“大团结”。
人群里一阵骚动。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下意识地往人群后面缩了缩，生怕有人注意到我的异常，然后联想到我家的李静。
幸好，李静在村里一向低调，加上三十年的风霜，早已把她身上的那点“贵气”磨得干干净净。村民们看了半天，也只是摇着头，咂着嘴，感叹照片上的女人长得俊。
“这怕不是什么电影明星吧？”有人开玩笑说。
那几个男人问了一圈，一无所获，脸上都带着失望。
“那请问，你们找这个人干什么？”孙大爷问出了我想问的话。
那个领头的男人叹了口气，说：“受人之托。这是一个日本华侨，委托我们寻找他失散多年的妹妹。他妹妹叫……藤原静子。”
“藤原静子”。
这四个字，像一颗子弹，悄无声息地，射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不敢再待下去，转身就往家走。我的腿是软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回到家，李静正坐在院子里，给女儿小荷织毛衣。她看到我脸色不对，关切地站起来，想过来扶我。
我躲开了。
我怕她碰到我，会发现我浑身都在发抖。
“没事，天太热，有点中暑。”我含糊地解释了一句，就躲进了里屋。
我躺在炕上，用被子蒙住头。我能听到外面李静和小荷的说话声，能听到织毛衣的针线摩擦声。这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那几个男人，最终还是走了。他们没找到人，失望地离开了。
村里关于“富贵小姐”的议论，也在几天后平息了。
但这件事，像一颗小石子，在我心里砸了一下，留下了一圈久久不散的涟漪。
从那天起，我开始偷偷地观察李静。
我会在她睡着后，借着月光，仔细地看她的脸。看她的眉毛，她的鼻子，她的嘴唇。我想从那张被岁月刻画过的脸上，找出和那张照片不一样的地方。
可我越看，就越觉得像。
我甚至做了一件连我自己都觉得混蛋的事。
一天晚上，我假装喝多了酒，在炕上耍酒疯。我抓着她的手，大着舌头问她：“静……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她被我吓坏了。
她挣扎着，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受伤。她一边摇头，一边“啊啊”地叫着，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
看着她的眼泪，我瞬间就清醒了。
我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
我这是在干什么？我在怀疑这个跟我过了半辈子、为我生儿育女的女人？就因为一张来路不明的照片，和几个陌生人的几句话？
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地跟她说“对不起”。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我强迫自己，把那张照片，那个名字，从脑子里赶出去。
可是，有些事，不是你想忘，就能忘的。
那几晚，李静一直做噩梦，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梦话。
难道……
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
我看到，孙大爷在和那群日本人说了几句后，犹豫了一下，然后，他的目光，缓缓地，穿越了围观的人群，落在了我的身上。
不，是落在了我家的方向。
人群，像被摩西分开的红海，自动让出了一条路。
那个为首的日本中年男人，带着他的人，一步一步，朝着我的家走来。
他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尖上。
我感觉我的呼吸都停滞了。我手里那把沉重的斧头，此刻却轻得像一根稻草。
我下意识地，站到了院子门口，像一尊石像，用我那已经不再年轻的、瘦弱的身体，将屋里那个还在低头缝补的身影，死死地护在了身后。
他们停在了我的面前。
那个中年男人，摘下了他的墨镜。
他的目光，越过了我的肩膀，死死地，盯住了屋檐下的那个身影。
岁月，改变了她的容颜，在她脸上刻下了风霜。但那份深入骨髓的、娴静而坚韧的气质，没有变。
我看到，那个男人的嘴唇，开始剧烈地颤抖。
他的眼中，瞬间涌上了一层水雾。
积压了三十年的、复杂到无法言说情感，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他对着屋檐下的那个身影，嘶吼了出来！
“静子！”
我身后的李静，手中的针线“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
她缓缓地抬起头。
当她的目光，和那个男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时，她的泪水瞬间奔涌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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