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来世，你会愿意和我携手吗？
在杨本芬八十岁那年，她向丈夫提出了一个问题。
然而得到的却是明确的三个字：“不愿意”。
结婚六十年以来，大家都认为她婚姻幸福。丈夫既不饮酒，也不吸烟，既不施暴，也不背叛。不过没有人明白，她的婚姻缺乏爱情，只有肉体关系。
缺乏爱的婚姻是如何维持六十年的呢？他们当初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杨本芬趴厨房灶台边写作，80岁出版了处女作《秋园》，豆瓣评价高达8.9分。
在读者眼里，她不仅大器晚成，还和丈夫相濡以沫60年不离不弃，事业爱情双丰收，简直是人生赢家。
但杨本芬在80岁那年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我本芬芳》，书中她却声称自己被丈夫精神凌虐，度过了60年有性无爱的婚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进杨本芬的婚姻故事。
1940年出生的杨本芬，虽有读书的才气，却因家庭成分不好，在求学路上屡遭重创。16岁那年，她好不容易考上了岳阳的工业学校，还没等到毕业，学校停办，生活瞬间失去了方向。
为了那一点渺茫的求学希望，她只身前往江西，那是她人生中最脆弱的时刻。
就在这时，吕嵩出现了。他和她一样，有着因为出生而无法施展的困顿，这种同病相怜给了年轻女孩一种错觉。
吕嵩，给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承诺：“嫁给我，就能让你继续读书。”
对于那个年纪、那个处境的杨本芬来说，这句话无疑是溺水者眼前的浮木。
虽然两人认识不过几个月，虽然她心里对这个看似老实沉稳的男人并没有多少男女之情，但为了能上学，为了不让之前的心血白费，她点头了。
这不仅是婚姻的开始，也是骗局的揭幕。婚后的生活大门刚一关上，那个承诺就变成了从未存在过的泡沫。吕嵩绝口不提让她上学的事，甚至当她主动追问时，他也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装作没听见。
直到那一刻，杨本芬才明白，那个所谓的承诺，不过是这个急于在父母逼迫下成家的男人，抛出的诱饵罢了。
当骗局被拆穿，现实露出了最狰狞的獠牙。那时她已怀有身孕，在那样的年代，离婚几乎是不被社会容忍的耻辱，更何况她的家庭成分本就让她如履薄冰。
她只能安慰自己：或许他是因为太爱我，才用这种手段留住我呢？但生活很快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吕嵩并非因为爱而骗婚，他只是需要一个这就叫做“妻子”的功能性角色。
这种功能性的定义，贯穿了之后几十年的岁月。杨本芬在这个家里，与其说是女主人，不如说是一个全职保姆。
记得怀着身孕的时候，行动不便的她想喝口水，请求丈夫帮忙倒一杯。得到的回复冷冰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太依赖别人。”
孩子出生后，这种冷漠变得更加具象化。有一次，她实在忙不过来，请求坐在床边的丈夫帮忙照看一下孩子，或者哪怕是搭把手。作为医生的吕嵩，竟然以“害怕血腥气”、“闻不得异味”为由拒绝靠近。
杨本芬信以为真，毕竟他是“斯文人”。可没过多久，家里杀羊，她亲眼看到那个声称“晕血怕腥”的丈夫，动作利索地挥刀解剖羊羔，处理内脏时面不改色心不跳。
在这个家庭里，情感的流动是单向的，物质的分配也是扭曲的。吕医师总是活在一种极度的自我中心里，他的世界里有朋友、有面子，却唯独没有妻儿的温饱。
那曾是一段物资极其匮乏的日子，杨本芬为了家里的每一顿饭精打细算。然而，丈夫却曾大方地将家里仅有的所有肉票，一次性全部拿出来招待他的客人。
在那场宴席上，客人们大快朵颐，称赞他热情好客，却没人知道这桌丰盛的背后，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要忍受的口腹之苦。
她委屈吗？委屈到了极点。但她没有爆发，也无处爆发。吕嵩有着一套完美的防御机制：只要妻子一开始诉说情绪，他就立刻表现出不耐烦，打断话题，转身离开，或者干脆把原本就不存在的门关得更紧。
为了供女儿章红上大学，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家里甚至不得不养起了猪。那是怎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啊，杨本芬一边要在单位上班，回家还要伺候着一家老小和牲畜。
她的身体日渐透支，精神也被消磨得只剩下麻木。而作为家庭顶梁柱之一的丈夫，对此依旧视而不见。在他看来，这就是女人该干的活，天经地义，不值一提。
女儿章红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理解母亲的怨气。在她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形象高大，赚钱养家，没有不良嗜好，为何母亲总是眼含泪水？直到那个著名的“脚”的瞬间，才让她如梦初醒。
那次，杨本芬的风湿痛发作，腿疼得厉害。在极度的疼痛中，她下意识地将脚伸向床的另一头，想寻求一点支撑或安慰。
然而，她的脚还没碰到丈夫，就看见了那个眼神——那是一种赤裸裸的嫌弃、厌恶，仿佛那是沾染了瘟疫的东西。杨本芬像是触电般把脚缩了回来。
这一幕被章红尽收眼底。那一刻，女儿才真正读懂了母亲几十年的孤独。这根本不是什么相敬如宾，这是一种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暴力凌迟。
父亲不仅不爱母亲，甚至连最基本的怜惜都没有。即便后来得知丈夫这种冷淡性格的部分原因，可能源于他童年被生父母遗弃的创伤以及患过肺结核留下的病耻感，但这依然无法抵消他对妻子造成的长久伤害。
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冷若冰霜的男人，在生命脆弱的时候，却展现出了对妻子极度的“依赖”。
晚年的吕医师肺结核复发，身体垮了下来。住院期间，所有的照料责任依然落在了杨本芬一个人身上。
有一次，杨本芬必须短暂离开医院回家取东西，早已虚弱不堪的吕嵩，竟然固执地从病床上爬起来，一路踉跄着追赶她，一定要跟着她一起回家。
看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却像个离不开大人的巨婴般的丈夫，杨本芬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酸楚。这不是爱，这是一种寄生般的依赖。
他离不开她的照顾，离不开她构建的舒适圈，却始终吝啬给她哪怕一句温暖的回应。即使是在这个时候，他对她的需要，依旧仅仅停留在生存机能的层面上。
既然活着无法从丈夫那里得到回应，既然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无法逃脱的牢笼，杨本芬最终选择在纸上寻找出口。
七十多岁的高龄，她拿起了笔。厨房的灶台、客厅的茶几，只要有一点空隙，她就趴在那里写。
她没有受过专业的文学训练，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她只是想把那些积压在心头几十年的话，倾倒出来。
那些文字，最初是凌乱的，像是决堤的洪水。女儿章红成了她的第一位读者和编辑，帮她梳理，帮她删减那些过于直白的情感宣泄，让痛苦变得更加沉静而有力量。
在那四公斤重的稿纸上，诞生了后来的《我本芬芳》。书里没有控诉，只有陈述。她写那个承诺让她读书的男人，写那只被解剖的羊，写那些被无视的泪水。
她在书里承认：“我一辈子都在为家、为丈夫做事，忙到最后，不知道这值不值得。”
写作成了她晚年唯一的避难所，也是她唯一的“自由”。在那个由文字构建的世界里，她不再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也不再是那个被嫌弃的老妇人。
她是杨本芬，一个有着鲜活灵魂、渴望被爱、被看见的女人。
在那漫长的婚姻岁月里，她曾无数次想过死，想过解脱。但最终，她选择活下来，并且活成了自己的叙述者。当那个八十岁的问题得到“不愿意”的答案时，她或许早已不再心痛。
因为那个在厨房案头奋笔疾书的灵魂，早已在另一个时空里，完成了对这段荒谬人生的超度。这三个字的拒绝，不过是为这部写了六十年的荒诞剧，画上了一个最合乎逻辑的句号。她再也不必去乞求那份从未存在过的爱了，文字已经给了她全部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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