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体育界的弃儿」
乌克兰美女球星科斯秋克在澳网前哨战布里斯班500赛决赛中不敌（白俄罗斯）虎妞萨芭伦卡后，照例拒绝与来自敌对国的对手握手，并且在致答谢词时用感谢所有人的方式避免提及萨芭伦卡的名字，她也一如既往地用乌克兰语承诺永远支持自己的祖国。
但凡对国际体育伦理有所了解的球迷当然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就好比即使是CCTV在转播中也不得不拿掉萨芭伦卡名字后的国旗（所以本文在提及萨芭的国籍时给白俄罗斯加上了括弧）。
但是一大票显然是从巴黎奥运会才开始观看女子网球比赛的人表示不理解，指责科斯秋克不礼貌或者“体育政治化”，甚至彪呼出“乌鸡”这种粗痞不文的虎狼之词。接着是例牌的为俄罗斯白俄罗斯打抱不平时间。当有人小心翼翼地指出因为祖国和同胞被迫卷入一场国土保卫战，科斯秋克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理解时，专职女子网球慕强粉又天真烂漫地追问那萨芭呢白俄呢他们又没侵略乌克兰。
白俄罗斯为俄罗斯大军提供了攻击乌克兰的前进基地啊。
让我们回到2022年3月，在紧接着冬奥会进行的冬季残奥会上，基于2月24日俄罗斯军队大举攻入乌克兰，国际残疾人奥委会（IPC）“为了维护残奥运动的价值观”，宣布了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制裁：撤销俄白两国IPC成员资格；禁止俄白选手以任何身份（包括中立身份）参加随后的赛事；剥夺授予俄白两国相关人等的残奥勋章。当届赛会因此成为一场反战嘉年华，多国选手在赛场上向乌克兰同行献上了敬意与同情，乌克兰队获得奖牌榜第二的历史性佳绩。
相关报道指出，若IPC当时不如此严厉地惩处俄白两国，冬残奥会将面临大面积的杯葛，用IPC主席安德鲁·帕森斯的话来说就是赛会处于“不可能的境地”。
随后，国际奥委会和FIFA、FIBA、ATP、WTA等国际体育组织迅速跟进，设定俄白选手以“个人中立运动员”身份参与国际赛事的条件，包括：不得支持战争和冲突，不得与俄白军方或安全机构合作，满足严格的反兴奋剂要求且在近期无违规记录，必须承诺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与和平使命。合乎条件的运动员不代表其国家，不使用国旗国歌国家服色，奖牌记入运动员本人名下。
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使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国家层面沦为“国际体育大家庭”的弃儿。
然而，就如攻打乌克兰并不是俄罗斯第一次在奥运会期间发动战争，那些历史清白的俄罗斯选手早在2022年之前就已经习惯“个人中立运动员”身份。因为在耗资500多亿美金的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东道主俄罗斯爆出了奥林匹克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运作的大规模系统性禁药丑闻，其动员力度连当年的苏联、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历史“惯犯”都要自惭形秽。
如同一切烂俗无聊的威权叙事，为了在索契冬奥会上展示俄罗斯的强国风范，俄罗斯体育部伙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推出了这个波及1000余名运动员的国家级计划，计划由两大部分组成：
“消失的阳性结果”方案(Disappearing Positive Methodology - DPM)——俄罗斯体育部长穆特科等早在2011年就批准的一项政策。凡是国家级运动员（包括参加索契冬奥会的选手）的药检结果呈阳性，不会被上报，而是通过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室的内部系统被“隐藏”起来，以确保这些运动员能够继续“为国争光”。
“老鼠洞”行动(The Disappearing Sample)——这是俄罗斯情报机构（FSB）直接操作的为了能够在索契冬奥会成功作弊闯关的行动：FSB在奥运会反兴奋剂实验室的墙壁上制造出“老鼠洞”，由特工深夜潜入实验室，置换出含有违禁药物的尿样取出，再把容器完美复原。
为了达成“疗效”，俄罗斯的化学家们发明了掩护类固醇的“鸡尾酒疗法”——男选手用芝华士威士忌，女选手用马爹利干邑。补救手段是加入了盐和雀巢咖啡颗粒的“魔法滴剂”。
引爆这一切的是2014年底德国电视二台（ZDF）播出了的纪录片《 doping - how Russia makes its winners》（《禁药密档：俄罗斯如何制造冠军》），在片中，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官员斯捷潘诺夫和妻子、俄罗斯田径运动员斯捷潘诺娃揭开了俄罗斯系统性使用兴奋剂的黑幕，里约奥运会因此对俄罗斯田径队和举重队禁赛。而在此之前，不堪重负的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室主任，曾出任索契冬奥会首席检测官的格里戈里·罗琴科夫，在受到调查和威胁后逃往美国，并向《纽约时报》和WADA（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爆料，承认他在索契冬奥会期间，在情报部门帮助下，通过实验室墙上的“老鼠洞”偷换了运动员的尿样。
那些历史清白的俄罗斯选手，从此不得不成为“个人中立运动员”。
中国观众尤其熟悉的是在北京冬奥会上大放光芒的K宝瓦利耶娃，这位15岁的俄国花滑天才后来被禁赛4年并剥夺2021年圣诞节以后的所有比赛成绩。俄罗斯体育当局曾以“未成年人保护”为K宝辩护，但在后来挖出的两年间服用60多种违禁药物的事实面前，这种辩护很无力。
未成年的K宝也许是无辜的，但她代表的那个前科累累的系统怎么可能是白莲花？
俄罗斯曾经愤怒过咆哮过，指责国际体育界“政治打压”，但是调查机构和记者们没有给“战斗民族”机会，“大规模”、“系统性”、“国家行为”的证据越来越多，莫斯科被迫面对现实，不再扯抵制蛋，同意有资格的本国运动员以“个人中立”名义参加国际赛事。
而众多的俄罗斯体育明星为了克服“国籍负资产”，要么告老还乡，要么远走他乡。移民澳大利亚的卡萨金娜在WTA查尔斯顿公开赛第一次以新身份出赛，战争爆发以来就拒绝与俄白对手互动的科斯秋克，赛后热情洋溢地拥抱了这位昔日的好朋友。
有趣的是，踢破这一惊天黑幕的德国电视二台，对历史上民主德国的体育机器堪称了如指掌。该台最著名的记者克里斯丁·奥托，正是当年东德当局为证明“体制优越性”而以强大的“科学”手段制造出来的超级巨星，她在汉城奥运会上赢得了创纪录的六枚游泳金牌。
也许是出于某种非常另类的审美观和历史记忆，很多和著名的胡老师差不多年纪的中国粉丝，对俄罗斯总抱有一种“苍天在上，战斗民族在下”的倾慕感，觉得这世界上就没有俄国人不敢干的事，也没有谁敢干冒犯俄国人的事。然而最低限度从2014年乘索契冬奥会之机一举吞并克里米亚以来，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俄国就再也不是一个能够赢得尊重的体面角色。笼罩在俄罗斯身上的那层虚幻的光环——类似“我和瓦格纳大哥走在大街上……”的剧情，其实是从来就不存在的。
比如在整个国际体育界，“世界第二军事强国”俄罗斯就处于什么都不是的状态，不但自己沦为弃儿，还连累了小兄弟白俄罗斯，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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