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北平西山静松轩里灯火通明，毛主席批完文件后揉了揉酸胀的眼睛。周总理见状悄声说了一句：“主席，茶水放在左手边，烫，慢点喝。”一句再普通不过的提醒，此后二十六年几乎成了他与毛主席相处时的习惯动作。多年后，那张写给秘书的便条，其实正是这种习惯在生命尽头的自然流露。
1972年5月，例行体检发现尿中出现癌细胞，检验科的灯照在玻片上，像刀尖一样刺眼。中央批准后，医生把结果告诉周总理，他只是点头：“治疗方案按你们的，但日程得按我的。”从那天起，他手中的工作计划表与治疗表被硬生生排到了一张纸上：白天开会、批件，深夜输液、化疗，两张表永不重叠却又分秒紧挨。
1973年3月8日，三八妇女节茶话会结束时已近午夜，人民大会堂灯光暗淡下来，他却转身进了同仁医院。第二天清晨，外科医生还在准备器械，秘书拿来等待签发的二十六份文件，他签完最后一个字才同意上手术台。护士后来说：“从未见过有人在麻醉前还关心签字是否漏页。”
1974年初，本已安排住院切除肠肿瘤，却因四届人大筹备推迟。四月下旬长沙之行，为的只是当面向毛主席汇报代表名单。那趟专机凌晨两点返京，他整整在机舱里批阅了两个厚文件夹。落地时，小便带血的症状已明显，但他依旧拉着张劲夫讨论预算，仿佛不知疼痛为何物。
同年六月，他终于住进北京医院。照理说病区应当安静，可门口传真、电报、外宾行程单仍层层堆放。医护无奈，索性把治疗时间穿插在接见与批示的空隙里：上午九点放疗，十点半会见外长，午后一点输液，三点政治局碰头会。有意思的是，只要深夜毛主席电话询问工作，他总会先请值班护士把氧气管悄悄移到一侧，免得话筒里传出催氧声。
1975年2月，他写信向毛主席汇报病情。那封信被秘书朗读时，毛主席只说了三个字：“要活着。”当月病情恶化，是否开刀成为焦点。叶剑英主张大胆尝试新药，医疗组却担心副作用。周总理得知后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不是他们犹豫，是我不同意。”他不愿让任何人因他再背思想包袱。
6月的大手术后，体重骤降至61斤。手臂纤细得只剩皮包骨，可只要能抬得起笔，他就抖着手在公文上写出字迹清秀的“周恩来”三个字。也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写下了留给毛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尾附上一张巴掌大的便条，给主席身边的秘书：希望待主席休息好后再读，不要在疲倦时打扰。短短数行，读者却能闻到那股熟悉的清茶味——小心翼翼又体贴入微。
1976年1月8日凌晨，他的呼吸渐弱。邓颖超握着他冰冷的手，哽咽着读日报头条，他却再也没能睁眼。四小时后，西山向紫禁城方向吹来一阵寒风，人民大会堂下半旗，新华门前花圈如山。傍晚，工作人员向毛主席报告噩耗。老人家听完讣告，眼泪无声滑落，久久没有开口。木刻钟声回荡在勤政殿，一位老革命用最后的沉默回答了另一位老战友的离去。
第二天，朱德在玉泉山听闻消息，颤抖着取下眼镜，用袖口抹泪。他盯着窗外的柏树，很久才低声说：“他一直说自己是助手，如今没人提醒主席喝茶了。”话音未落，又沉默了。后来有人在总理病床旁的小柜里整理遗物，最上层放着那张便条，墨迹未干处仍留有淡淡药水味。纸条虽小，却见证了一个时代里最坚韧又最温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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