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雅鲁藏布江两岸的天空还带着薄雾，拉萨街头却已经能听见关于“红军就要进城”的零碎传闻。有人说新来的队伍会拆庙，有人竟渲染“吃人”，消息夹杂着恐惧在茶馆里流窜，不断放大。
流言越传越离奇，桑顶寺的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那时才八岁，日常被经书包围，她无法分辨外界的真假，只能把恐惧压在心里。寺里僧侣为了自保，更不允许她踏出院墙半步，外面的世界像被雾裹着，看不清也摸不着。
1951年底，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近尼木一带，部队后勤官兵按规矩用银元购买青稞和马草，每次都给足价钱。有意思的是，还常常多掏几枚铜元补贴牧民运费。附近百姓说：“他们不说空话，更不缺斤少两。”观望的人开始觉得，传说里那支“吃人”的队伍和眼前这些把帐篷搭得整整齐齐的士兵对不上号。
1952年春，四名穿着呢绒军装的统战干部沿着山路抵达桑顶寺。相见时，他们先献哈达，又双手捧着茶盒与糖果。年轻的活佛偷偷打量，一点“凶神恶煞”的影子都没找到。对方谈到民族平等、宗教自由，还提起统一战线政策，话音温和。那天夜里，桑顶·多吉帕姆躺在薄被下，第一次怀疑“共产党吃人”那句话的出处。
在寺院里，女活佛名义尊贵，实际却被繁琐规矩束缚。经师是男性，侍奉的也清一色是男性，只有一名尼姑负责端茶。政治议事轮不到她说话，格鲁派内部说到底还是男权结构。她后来回忆：“连达赖的母亲也无官职，西藏妇女的政治地位几乎等于零。”这句感慨，放在那段封闭的岁月里并不夸张。
1955年夏，自治区统战部发来公函，邀请她赴内地参观。寺院管事死活不放行，理由是“活佛不得远游”。活佛的父亲求到噶伦拉鲁·次旺多吉，拉鲁一句“按时出发”才让僵局告终。八月中旬，桑顶·多吉帕姆与父母踏上青藏公路，她第一次见到成片油菜花，也第一次感觉高原以外还有另一种颜色。
9月初的北京依旧闷热，天安门城楼上的红旗猎猎。5日傍晚，毛主席在怀仁堂会见西藏参观团。主席握着女活佛的手，笑问：“多少岁啦？”她有点紧张，小声回答：“十四岁。”主席点点头，接着说道，“不要怕民主改革，中央保证你们的生活水平不会降。”这一句像是一枚石子投入高原湖泊，激起心底层层涟漪。
参观团回到拉萨后，寺里却炸开了锅。“活佛跟汉人走近了”“要把寺庙献出去”的耳语不绝于耳。夜深时，几颗石子打在她窗棂上，第二天餐具里竟出现细如牛毛的铁丝，杀机藏在暗处。她无奈离寺，下驻江孜，兼任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既是自保，也是顺势开启新身份。
1957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桑顶·多吉帕姆作为西藏代表第三次进京，再度受到毛主席接见。这一次，她特意带去家乡酥油茶作礼物，主席端起茶碗笑说：“高原的味道，我记下了。”短暂的对话，让她对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更添信任。
然而1959年春，叛乱骤起。她被胁迫南下，一路颠簸越过喜马拉雅，被迫滞留印度。流亡者营地条件恶劣，炎热与潮湿把原本神秘的“圣地”撕破成破旧帐篷。桑顶·多吉帕姆托人向中国驻印商务办事处递信。临别时，使馆临时代办符浩安慰：“回国是爱国行为，祖国随时欢迎。”短短一句，给了她方向。
9月30日，她随最后一班机抵达北京。当晚人民大会堂国庆宴会，毛主席远远向她举杯致意。几天后，中南海小范围欢迎晚会，周总理陪她观看文工团演出。总理语气郑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西藏唯一的光明前途。”她记下了这句判定，也看见了中央兑现承诺的诚意——家属妥善安置，佣人登记为国营单位工人，连寺里的老伙计也安排了活计。
1960年春，她被推举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那年，她才十八岁。此后，她先后担任自治区宗教事务委员会常委、西藏佛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身份改变，信仰未改；经卷照读，但她开始用汉藏双语同僧俗讨论学校与诊所的建设经费，也把在北京看的电影、舞剧投影到江孜广场，给牧民们打开新的窗户。
改革开放后，桑顶·多吉帕姆重访北京，老友重聚时忆起1955年那句“不要怕”。她说，自己至今记得主席讲话时的节奏：“他停顿一下，看着我，很慢很慢地把字念得清清楚楚，好像担心我听不懂。”六十多年过去，那句叮咛已经被写进了她的履历，也刻进了高原寺庙的石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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