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26日晚，北京气温骤降，人民大会堂的灯光却依旧通明。四届人大刚刚落下帷幕，毛泽东坐在软椅里，左眼几乎看不清文件，右眼被强光刺得生疼。护士劝他回去休息，他只是摆手：“还有电报。”谁也没料到，这一晚成为两位巨人生命旅程的交叉点。

三公里外，西花厅灯火未熄。周恩来结束大会后便因剧烈腹痛直不起腰，邓颖超扶着他上车，车窗被寒气打出一层雾。车一进院子，他执意再回办公室批阅预算稿。秘书小声提醒：“总理，血又渗到裤脚了。”周恩来咬着牙，挥了下手：“先把数字改准。”

彼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大幅下滑。1972年初陈毅追悼会后，他突发休克，医生诊断为心肺功能衰弱伴严重高血压。周恩来赶到游泳池寓所，车门却迟迟未推开，随行人员能听见他低声自语：“不能倒，一倒就乱。”那一刻，北京的夜空沉得可怕。

1973年秋，周恩来先后接受两次膀胱手术，医生会诊意见被按“绝密”级送到游泳池。毛泽东反复听张玉凤朗读，沉默良久，“请小平回来，替他分担。”话音低哑，却不容置疑。邓小平同年12月返回国务院主持常务，周恩来日均文件量依旧超过二十公斤，医疗组屡屡被他“请”出办公室。

进入1974年春，毛泽东的白内障恶化，阅读靠放大镜。拍照灯闪烁一次，他皱一次眉。周恩来索性给摄影科下死命令：三分钟内结束，超时立即熄灯，还亲自送来自己戴了多年的老花镜，“让主席先试戴，不合适再配。”护士记录了这句略带哽咽的话。

同年5月，周恩来排便潜血加剧，经钡餐透视确认升结肠肿瘤一枚，约核桃大小。诊断书刚递上，毛泽东紧握着放大镜，眉心深锁，最后在“立即手术”一行旁批下三字：“全力保。”随后，他让机要处订制加高软垫马桶圈，送往305医院，“总理瘦，坐着别凉着。”工作人员听到这句话，无不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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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毛泽东接受白内障摘除术，术前周恩来坚持到现场。体温已达三十九度五，他仍坐在大厅木椅上，一个半小时没动。护士递水，他摇头。手术成功的消息刚传出，他虚弱地笑了笑，扶墙离开。那一夜他高烧不退，却对警卫说：“主席能看书，我就踏实些。”

1975年10月24日，周恩来实施第三次腹腔探查。刀口尚未缝合，他在麻醉未退尽时喃喃一句：“主席如何？”护士附耳：“暂无新变化。”周恩来点了点头，又昏睡过去。自此，他的饮食全部依靠静脉营养。

同年12月，周恩来体温常年保持在四十度左右，言语费力。一次短暂清醒，他摸着胸前像章，沙哑发问：“江山靠谁守？”病房里静得掉针可闻。随行医生答不出，他只是闭目，口唇微动：“集体，制度。”四个字几不可辨，却掷地有声。

1976年1月8日凌晨，警卫张耀祠赶赴游泳池，以极低的声音汇报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毛泽东侧身，合上手中书稿，没有言语，只缓慢地点头。当天清晨，他让张玉凤把悼词念三遍，又拿起红铅笔在署名处画了一个圆圈。小小标记，重若千钧。

追悼会定于1月15日。中央劝毛泽东不必出席，他坐在床沿，尝试起身，两腿颤抖无力。张玉凤壮着胆子问一句：“要不要去送送总理？”毛泽东用力拍了拍大腿：“走不动。”护士眼眶通红，却不敢多言。

上午十时的电视转播中，哀乐回荡。毛泽东倚在枕上，全神贯注。屏幕里礼兵抬起周恩来骨灰盒时，他的嘴唇轻轻颤动，泪水顺着皱纹滑进鬓角，未曾拭去。仪式结束，他合上眼，久久无声。

不久，关于“清算周恩来路线”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高校，毛泽东获悉后，缓慢写下七个字：“人民绝不会同意。”字迹磕磕绊绊，却无可撼动。警卫看到原信，心里一震，那是老人最后几次亲笔下达的批示。

7个月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弥留之际示意护士递笔。纸上留下四个模糊的汉字，依稀辨得“纪念周恩来”。字迹刚落，钢笔便从指间滑落。游泳池红墙之内，两位并肩半个世纪的革命者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最后的呼应。

至此，半世纪风雨同行的战友先后离去。风声穿过紫禁城的屋脊，轻轻卷起一页草稿，上面还留着毛泽东批注的红色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