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芳的手很糙，指关节粗大，那是常年拔草、喂猪留下的印记。今年三十二岁，可眼角的细纹像干裂的田埂，怎么抚也抚不平。丈夫大刚去南方五金厂打工的第五年，阿芳觉得自己也像那仓库里滞销的五金，生了锈，被扔在角落里吃灰。
大刚寄回来的钱很多，足够把家里的平房改成两层小楼。可电话里的大刚，声音越来越像那个汇款通知单：客气、简短、数字化。他不再问阿芳睡得好不好，只问儿子考了几分，电费交了没。阿芳有时候看着空荡荡的客厅，会对着空气练习笑，怕大刚哪天突然回来，发现自己忘了怎么做一个温柔的妻子。
打破这死水的，是隔壁村的送货司机老周。
老周不修边幅，笑起来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开着一辆满是泥点子的面包车。他是个俗人，见面夸阿芳第一句总是“屁股大，好生养”，若是放在以前，阿芳会骂他流氓。可这一年，阿芳脸红了，那久违的、被人当做“女人”而不是“孩子妈”的感觉，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疯长。
他们的出轨并不浪漫，甚至带着一股汗馊味。
那是个闷热的午后，知了叫得人心烦意乱。老周借口送化肥，把车停在院后。两人在堆满杂物的仓房里草草了事。老周的动作粗鲁，带着一股急不可耐的蛮力，甚至弄疼了阿芳。阿芳咬着牙，指甲掐进老周满是汗水的肩膀。那一刻，她没有感觉到爱，只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带着痛感的“活着”。
事后阿芳最狼狈。她得在五分钟内整理好散乱的头发，拍掉裤腿上的灰，再用冷水把滚烫的脸冲凉。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进厨房，在公婆眼皮底下切菜煮饭。灶台上的火苗舔舐着锅底，阿芳的心里却像下着暴雨。这种在道德边缘试探的惊恐，竟让她感到一种变态的兴奋，证明她不只是个看守空房的机器。
这段关系里，最多的不是温存，而是猜忌和慌张。
每次手机响，阿芳的心都会漏跳一拍，生怕是大刚突然查岗。有一次，老周发来一条暧昧短信，被正趴在桌上的女儿瞥见半眼。女儿天真地问：“妈，那个叔叔是谁？”阿芳的脸瞬间煞白，夺过手机厉声吼道：“看错了！发错了！那是推销饲料的！”那是她第一次对女儿发那么大火，那天夜里，她躲在被窝里，眼泪把枕头湿了一大片。
老周并不想娶她，他只是图个方便，图个鲜。阿芳心里清楚，她也是。她像是在喝一杯带毒的解药，明知这是在透支后半辈子的安稳，可那种被男人紧紧拥抱、被需要的体温，让她根本停不下来。
结局来得很突然。大刚说厂里淡季，要回来住半个月。
那天老周又翻墙过来，阿芳第一次狠狠推开了他，发了疯似的让他滚。老周骂骂咧咧地走了，临走前啐了一口：“装什么贞洁烈女。”
阿芳瘫坐在地上，看着窗外渐渐暗下去的天色。她起身，把老周送的那条廉价红丝巾剪得粉碎，扔进灶膛里烧了。火焰腾起，映红了她麻木的脸。
第二天，大刚推着行李箱进门，黑了，瘦了，带了很多礼物。他看着家里打扫得窗明几净，阿芳穿着洗得发白的旧碎花衬衫，正端着热腾腾的菜从厨房出来。
“老婆，辛苦你了。”大刚挠挠头，有些局促地想抱她。
阿芳下意识地退了一步，脸上挤出那个练习过无数次的温婉笑容：“回来就好，洗手吃饭吧。”
她转过身去盛饭，手在微微颤抖。日子恢复了正轨，那个在仓房里喘息的女人仿佛死去了。只有阿芳自己知道，这副皮囊底下，早已千疮百孔。她是村里的好媳妇，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唯独，她不再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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