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怀仁堂里正举行新中国首次授衔典礼。军乐声中，一张空着的椅子引人侧目——许多老战友下意识地回头寻找那位瘦高个子，却始终没见到他。那个人就是郑位三，红军和新四军的老政委，湖北红安走出的传奇。

典礼次日，《人民日报》刊发授衔名单，郑位三的名字依旧缺席。了解内幕的干部窃窃私语：若论资历与战功，他原本理应列上将行列。可就在众说纷纭时，中央的另一纸批示悄然送达：批准郑位三享受国务院副总理级待遇，行政三级，月薪三百元。消息不大张旗鼓，却在老同志中引起不小震动。

把视线倒拨至1927年秋。彼时武汉国共合作破裂，鄂东茶山岭会议刚散，年轻的郑位三披着雨衣、夹着一把破旧雨伞，向伙伴低声说道：“红安得自个儿站起来！”这一句略带乡音的话，成为黄麻地区风起云涌的导火索。很快，千余赤卫队员举起梭镖与老枪，攻打紫云楼，黄麻起义从此写进史册。

黄麻起义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拔地而起。山脉纵横，水网交错，那里既是天险，也是摇篮。郑位三与徐向前、陈赓等人把散兵游勇锻造成能征善战的红四军，为日后组建红四方面军奠下基石。敌人“围剿”如潮水袭来，他却屡屡率部突围，留下“不吃群众一粒粮，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誓言。许多老区老人回忆：“二哥（当地方言对位三的称呼）来了，穷苦人就有了主心骨。”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踏上长征。鄂豫皖苏区的局部兵力被改编为红二十五军，张云逸与程子华北上，郑位三选择留下。他带着不足千人的队伍深入大别山区，高山密林、雾雨连天，与敌兜转周旋。枪声与饥饿之外，最大的敌人是疟疾。一次行军，他高烧四十度倒在草丛，被乡亲用门板抬回。多年以后他自嘲：“命是群众捡回来的。”

抗战全面爆发，中央电令鄂豫皖干部火速赴皖南整编。1939年，他调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兼鄂豫皖边区党委书记，与师长李先念并肩奋斗。泥泞的桐柏山里，简易窝棚一住就是数年。夜间，冰冷的潮气爬上被褥，他仍要归拢战士，盘点粮弹，草图袭击路线。师部一次紧急转移，饶漱石赶来送行，轻声叮嘱：“位三，桐柏可托付给你。”郑位三只是摆手：“只要有八路在，桐柏就丢不了。”

战争残酷，岁月也不留情。长期的疟疾与肺病折磨，让郑位三的身体日渐孱弱。1949年9月，北平金秋，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面对一连串职务安排，他笑着解释：革命胜利靠大家，自己只求把命养回来。参加完开国大典，他便返回武汉休养。外界将此看作“归隐”，可他并未闲着——每天伏案钻研经济计划，还常趁夜色暗去街头观察市民生活，回来写下厚厚的笔记。

1954年，“高饶事件”触动政坛神经。因饶漱石旧部身份，郑位三也被卷入口舌。组织上派人核实时，他淡然递上一封自我说明，末尾仅一句：“一切以党的决定为准。”那年冬天，正值评衔调查，工作人员发现他自1943年后再无行政、军事任职，程序卡在资历栏。许多人劝他找出任命状，可他摇头：“李先念仍挂五师政委，我出示文件，对他有何益？”这一退，错过军衔，却赢得圈内外一片服气。

毛主席得知详情后向秘书感慨：“位三不是不够资格，是太谦让。”于是出现了前文所说的“副总理待遇”批示。三级工资，可在那个年代已属高位高薪。奇怪的是，武汉警备司令部每月把三百元送到他手中，周末再来时，却只见抽屉里零零散散留下十几块。原来，钱被他以“补助”“医药费”名义，全塞进烈士遗孤和困难老区群众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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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前后，郑位三常拄拐杖下乡。车行山路，随行医生劝他少跑，他半开玩笑，“躺在床上能看到缺粮少药吗？”有次在罗田县白庙河，他与基层干部围炉取暖，反复提醒：“别忘记秧苗底下的泥巴，群众看我们，就像看庄稼望雨一样。”这句话至今仍有人念叨。

特殊年代来袭，风浪压向不少老干部。郑位三既无职务，也未参与路线争论，却还是被贴上不实标签。批斗会后，他被迫站立数小时，旧疾复发，高烧不退。1975年3月25日，北京医院清晨的走廊传出急促脚步，医生来回抢救，终未挽回七十三岁的生命。讣告写得简洁，但在鄂豫皖老区，千里之外的吊唁花圈排到村口。

郑位三的一生，少了一纸将星，多了份坦荡。战场上，他敢拼；和平岁月里，他甘退。毛主席那句评价流传至今：“位三同志，无官衔，却有国家之心。”故人已去，故事还在，黄安的山风依旧传唱那句老歌：董必武和郑位三，带领人民群众把身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