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一词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记忆与身份认同。探赜其源不仅是古典文献学的课题，更是关乎理解中华文明早期格局与自我认知的关键。
先秦时期，“华夏”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其内涵经历复杂的衍变过程。既往研究多侧重于“夏”或“夷夏之辨”的某个侧面。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动态考察其融合过程与动因，可以对先秦“华夏”称谓的起源提供一个更为系统与深入的阐释。
「“华夏”与“华/夏”」
目前，学术界对“华夏”一词的组合形式存在三种解释路径：一是将“华夏”视作偏义复词，一字表示具体意义，另一字为陪衬；二是以吕思勉为代表，认为“华”与“夏”音近义同，“华夏”为同义复词；三是将“华夏”视作“华”“夏”两个不同意义字词的并列组合，孔颖达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还有观点表示，汉族最初以花为图腾，华乃花之初字，故以之为族称，“华夏”特指图腾为花的族群。考古学上分布于华山附近的庙底沟类型遗存，其文化特征表现为“双唇口尖底瓶、蔷薇科花卉团和鸟形彩陶盆”，虽可提供佐证，然因缺乏直接文字证据，难以确定花卉图案是单纯装饰还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故此说仍难定论。
钱穆进一步提出，“夏”为族群名称、“华”为地理标志名称。还有学者甚至主张，“华夏”二字皆为地理名词。甲骨文“华”字乃华山，“夏”指的是夏都（“夏邑”或“大夏”“夏墟”）区域。这种将“华夏”二字与地理标志名称相联系的思路颇具启发性。
关键性的发现是，学界以往对华夏的解释多基于“华夏”一词在周代或此前已经出现的预设。但在先秦文字材料中，“华夏”并称的词例仅见于《尚书·武成》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两处记载，未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一句，虽体现了明确的华夷分野意识，但因“出自东晋梅赜所献的伪作”，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的记载，在《国语·楚语上》表述为“使不规东夏”，故此处“华夏”当理解为“东夏”。
“华夏”一词的普遍使用可追溯至东汉，如蔡邕撰写的碑文及《后汉书》的记载。先秦时期，表述华夏民族分别使用“华”或“夏”，并没有合缀为“华夏”的词例。《左传》中“华”“夏”二字多以“诸华”“诸夏”形式出现，二字涵义有关联或相同之处，但不能完全等同。
「“夏”的正统建构」
“夏”原是一个族群与政权概念。相较于“华”而言，它更早用于指代中华民族。
史料记载，周朝创建初期以“夏”自称，体现周人已突破族群身份，发展出对“夏”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发端于两个族群在地理层面的联系，即周人在地理认知层面意识到周、夏二族同属“西土”的紧密关联。
周人推举“西土”的地域认同，有其现实的政治需求。殷商之际，商人地处中原，以“中商”自称，并在甲骨卜辞中以东、西、南、北四方和四土的称谓称呼周边族群。清华简《尹诰》以商的视角称夏为“西邑夏”，说明夏、商两股势力东、西对峙。傅斯年在1933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认为上古时期中国地域文化分布呈东、西分野的格局，夏、周处于西部地区，夷、商处于东部地区，形成东西对峙的二元格局。《尚书》记载周武王征伐商纣时的誓师辞，首句便称其所号令的部队乃“西土之人”。其中，庸、蜀、羌、髳、微、彭、濮等皆属位于西部地区的族群。在周革商命的过程中，周人有意识地利用“西土”地域认同，以更大范围地集合伐纣的地方势力。
周革商命后，周人从偏居西陲的“小邦周”转而成为“天下共主”。周武王、成王时期，大量功臣谋士、圣王后裔与王族宗亲被分封到战略要地，建立诸侯国，作为保护周王室的屏障。由周王室分封而建立的国家是周天子权威在不同地区的横向延伸，这些国家不同于接受招安而获封的地方原有方国，由此进一步紧密了“家国同构”的统治网络。
「“华”的地缘语义」
《左传》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此例中的裔、夷特指莱人，属东夷族群。莱国乃先周时期建立的地方方国，并非周王封建的诸侯国家，政治地位低于周朝封建的核心诸侯群体。此例“华”与“夏”并举，虽然还没有并称，但可见“华”已有代表华夏的语义。
《史记》记载，周武王“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这一系列举动在于昭示周朝确立新的政治中心、彰显天命所归、宣告战争结束、推行偃武修文的德治形象。文中提及的华山之阳若指陕西华山，则周武王自雒邑（河南洛阳）往西去，当先经桃林塞。但原文先言华山而后及桃林，明显扞格不入。
据《周礼》载河南豫州“其山镇华”可知，河南嵩山在古代被称作“华”。《逸周书》亦提及，“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尔雅》亦载，“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当时的五岳称谓与现在有所不同，且河南嵩山称华、陕西华山称岳，武王纵马的“华山”特指嵩山。
春秋时期，“华”进一步成为指代东方诸侯的称谓。《左传》中称为“诸夏”的，包括齐、宋、陈、卫、郑、许、曹、邢、鲁等一众由周天子封邦建国的国家。这一历史地理内涵与春秋两强争霸形成的地理关系相契合。当时，晋国位于西方，楚国位于南方，形成西南对峙的局势。霸主地位的获得与巩固需要华夏诸侯的支持与拥护。晋、楚二强对各自周边的国家有足够的威慑能力，故位于东方的“诸夏”成为两个强国极力争取的目标。特别是在第二次弭兵（公元前546年）前后，大国不能通过直接的战争行动征讨不臣服的国家，“诸华”“诸夏”自主决定的政治立场成为这一时期确认霸主地位的关键。
「认同奠基与演进」
先秦时期“华夏”并非作为一个固定词组存在，而是经历从地域指代到文化认同的动态建构过程。通过辨析“夏”与“华”的独立源流，可以发现“夏”源于周人以“西土”地域认同为纽带，通过承接“天命”所确立的政治正统性，其内涵由夏王朝扩展为以周王室为核心、包括同姓及异姓诸侯在内的“诸夏”政治共同体；“华”的本义与嵩山古称密切相关，在春秋晋楚争霸的特定地缘格局下，衍生出指代东方诸侯集团的“诸华”概念。
这一辨析不仅厘清了“华夏”称谓的起源脉络，更深化了我们对早期中华文明由政治整合走向文化认同复杂历程的理解。大致可以这样看，“夏”的路径代表纵向的正统承续与政治整合，通过天命观和封建制，构建出一个基于政治认同的开放体系；“华”的路径体现了横向的地缘联系与战略互动，在春秋特定的霸权格局中凸显了东方诸侯群体在华夏世界中的关键地位。二者在历史文化层面进一步合流，共同奠定了“华夏”认同的基石。
这种认同的核心不是简单的、绝对的种族血缘，而重在对共享的文化价值、政治传统和文明秩序的认可与维护。这一华夏认同的形成过程，展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与整合能力，重视正统与延续的历史观，以及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雏形。源自古老年代的历史智慧与文化格局，为我们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不竭的精神力量。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王宝妮、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郭晓东）
原标题：《学林随笔｜华源“嵩岳”，夏起“西土”：华夏认同的政治地理溯源》
栏目主编：王珍
本文作者：王宝妮 郭晓东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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