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只剩18天,日本政坛的节奏突然加快了。高市早苗在19号放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她将在23号例行国会开幕时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时间表也很紧,1月27号发布选举公告,2月8号投票。她给自己设了一个硬约束,执政党要确保拿到多数席位,如果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没能拿到过半席位,她就引咎辞职。话说到这个程度,等于把选举结果和个人去留绑在一起,也让外界很难把这次解散当成一次普通的程序动作。

在这种气氛里,有个更值得注意的点是,日本国内争论的焦点不只在“要不要选”,还在“为什么现在选、为什么要把条件开得这么死”。而高市早苗又在同一天补了一句对外表态,重申日本对与中国在各层级对话持开放态度,还强调日本政府致力于奉行战略性互利合作政策,推动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

把这两件事放在同一天看,就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一边把国内政治推到“背水一战”的状态,一边又强调要对话,这到底想达到什么效果?再往深一点看,日本在对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还反复提到自身有办法承受冲击,外界常说的那“五张底牌”,也就被顺势抬到了台面上。

把这五件事集中讲出来,传递的意思很清楚,即便面对反制和摩擦,日本也认为自己有抓手,不会轻易被动挨打。它不一定意味着马上就能做到,但在选举前的语境里,这类表述往往是为了让支持者和社会看到“政府有准备”。

不过,政治表态终归要回到现实动作。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这一步,安排得这么急,甚至连辞职条件都提前摆出来,不太像单纯的制度运转,更像一次经过计算的选择。按照高市早苗给出的路线,流程是明确的,她计划在23号国会开幕时解散众议院,27号发布公告,2月8号投票。她要的结果也明确,那就是确保执政党取得多数席位,执政联盟拿不到过半就辞职。换句话说,这不是“选不选”的问题,而是“用选举把局面重新定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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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从她所在的执政结构看,最直接的压力来自议会格局。当前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只是勉强过半,在参议院还是少数,政策推进很容易被在野党牵制,也容易在联盟内部被掣肘。提前大选如果能扩大议席优势,就能为新经济财政政策以及联合执政目标扫清立法障碍,同时还能降低对日本维新会的依赖,避免对方动不动就拿“退出联盟”作为筹码施压。对执政者来说,这是一种把不稳定因素压下去的办法。

更现实的考量,是例行国会一旦正式进入议程,围绕她个人和内阁的争议很可能集中爆发。在野党准备的质询方向包括涉台错误言论、松绑“无核三原则”的争议、通胀对策迟缓,以及自民党黑金丑闻等问题,甚至还有提交内阁不信任案的计划。国会是放大矛盾的场域,追责节奏一旦起来,很难只靠几句回应就压下去。

选择在国会开幕前解散,至少能把对抗从“追责叙事”切换到“选举叙事”,把公众注意力拉回到“谁来执政、要不要继续给授权”上。在支持率还没有明显下滑之前先把投票启动,也相当于把民意授权提前锁定在一个更有利的时间窗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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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层,是党内权力的安排。高市早苗的根基并不算稳,党内派系林立,和维新会的分歧也还在。提前大选如果能赢,把个人支持转化成更稳定的议席结构,就能压住党内异见、整合派系力量,也能为后续自民党总裁选举积累政治资本。她把辞职与选举结果直接挂钩,等于把党内所有人都推向同一个目标,要么一起赢,要么一起承担代价。这种姿态在党内往往能起到动员作用,也能对外塑造一种“我愿意为结果负责”的形象。

最后一个原因更偏战术层面,主要体现在打时间差上。选择在国会开幕前解散,等于压缩在野党的准备时间。对方还没完成统一候选人的协调、选区布局也未必全部就位时,突然启动选举,很容易让对手在组织与资源调度上出现空档。自民党过去也常用类似方式提升胜选概率,这种“闪电式”操作,本质上就是用时间优势换胜率。

就在这种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动员叠加的时刻,高市早苗又把对华表态摆出来,说日本对各层级对话持开放态度,还讲战略性互利合作、建设性稳定关系。这个动作本身并不复杂,但它出现的时点很讲究。

一方面,国会开幕在即,在野党质询在即;另一方面,大选倒计时已经开始,任何可能引发外部不确定性的因素,都可能被认为会影响选情。把“对话”挂在嘴边,至少能让外界看到日本并非只走对抗路线,也能在国内营造一种相对克制、愿意沟通的姿态。

对国内而言,它可以把舆论从敏感议题上暂时挪开,让公众讨论更多围绕“日本能否在外部环境里保持稳定”“政府是否掌握外交沟通能力”。对国际层面而言,也能降低外界对日本推动对抗的指责,尽量把外部环境控制在一个不影响选举的区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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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压力也是现实背景。中日紧张关系已经冲击了经贸合作,230人经贸代表团访华计划延期,半导体设备、汽车等对华出口承压,稀土等关键资源进口也存在供应链风险。选举期间最怕的就是经济预期继续走弱,企业信心下滑会很快反映到社会情绪上。这个时候强调“对话”,对经济界是一种安抚,至少告诉市场,日本还愿意保留沟通与合作的窗口,不至于把关系推到完全失控的状态。

把这些因素合在一起看,就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一边加速国内政治进程,一边又要反复强调对外对话。国内需要用选举重新稳住执政结构,外交上需要把外部风险压到可控范围内,而经济上又需要避免摩擦继续扩大到产业链和民生层面。至于日本提出的那五个方向,也是在这种盘算里被反复提及,用来证明日本自认为“能扛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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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话是否有意义,终究不取决于口头姿态,而取决于是否出现实质性调整。只要错误言论不纠正,政策路线不做改变,再怎么强调对话也很难推动中日关系真正改善。更重要的是,涉及中国领土主权与安全的问题,不会因为对方列出几条所谓“底牌”就发生改变。

若日方不作出实质性调整,中方既有的反制措施也难以停下,相关应对还可能继续加强。这样一来,选举带来的短期操作或许能改变日本国内的政治节奏,但对中日关系的核心矛盾,并不会因为几句外交修辞就被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