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姜昊骞译校，天地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824页，158.00元
全面抗战期间，美国作家、记者格兰姆·贝克（Graham Peck）走访了中国南北十几个城市和附近的乡村，详细记载了所见所闻并整理成书，书名Two Kinds of Time，译作“战时中国”。从新闻纪实的严肃性来说，《战时中国》是值得商榷的，史学界也从未将其当作一本可靠的参考著作，因为这部作品完全基于作者本人的视角和立场，他所叙述的事件与官方记录多有出入，在数据上也不标明来源注释。他在评论中国社会情态时那文学化的笔调让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并不能作为一种令人信服的学术观点引用。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史向微观领域的转向，日常生活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热度渐起，“抗战中的普通人”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议题。近年来多部新出版著作聚焦普通民众、士兵、女性等群体的战时经历，历史学公众号频繁推介口述历史和学者呼吁重视民间书写的意见，在此风潮下，《战时中国》更彰显其史料价值。如果将宏观叙事比作抗战史的骨架，那么微观记忆就是血肉和神经，是丰满、重塑民族记忆不可或缺的材料。著名学者黄道炫来点评新出的《李亦怀日记》称：“战争、生活、金钱、世家大族……都可以在这部日记中看到脉络，从而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历史深处的肌理。”复刻这一点评来形容《战时中国》，可以说格兰姆·贝克的笔下写实了战争与生活的犬牙交错，为我们审视国共之间、央地之间和中美、中日关系提供了更多精彩细节，读来更有贴近历史现场的心旌摇曳。
作家在创作历史主题的著作时，常常不自觉地通过文学性表达塑造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标志，在《战时中国》中便是贝克所谓中国人特有的“难以形容的微笑”。贝克在重庆注意到人力车夫上陡坡时，把腰弯得很低，脸几乎要贴到地上，而乘客们懒洋洋、心安理得地坐在车里，面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微笑”。到了下坡的时候车夫要将车子尽量往后仰，乘客的后脑勺都快着地了，这时“难以形容的微笑”就换回到车夫们的脸上了。在空袭形成的水坑边洗菜洗衣服的妇人们、从造币厂下班后逗弄老鼠取乐的夜班工人、一队正在行军爬坡的士兵，他们的脸上都挂着这种微笑。
贝克一度对此感到疑惑：他们到底在笑什么？当时国人的处境糟糕透顶，看不到一点改善的希望，却又仿佛对各种荒谬现实乐在其中——抗战标语高高挂在墙上，却没有几个人识字；政府号召人人都要洗手讲卫生，可大家却买不起肥皂。这些无伤大雅的荒谬藏着更为令人忧心的悖论：中国需要更加团结努力才可以抵抗日本，而表面的统一战线实则危机重重，上流社会和普通民众、地方军阀和中央政府之间有着不可弥合的裂痕。在中国待的时间长了，贝克才逐渐体味出这种表情的真意，一半是苦中作乐的达观，一半是无可奈何的认命。
或许是为了附和这种基调，贝克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例如他写在车站遇见的一位老乡绅，身穿蓝布衣，头戴白色的四川头巾，脚上最有意思，穿着一双发亮的黑胶雨鞋，这显然是走私货。乡绅有意展示又不愿受到污损，竟在外面又套了双旧皮鞋，以免贵重的橡胶上沾上泥巴。他在嘉陵江北岸的农村“跑警报”时，独自躲在两块岩石之间，爆炸造成的气浪将另一块岩石掀起，恰好盖在他头顶上。他没有受伤，但是被卡住身子出不来了。他请一个过路的农民予以援手，对方开出一个大价钱，讨价还价一番没有成交，直到第二个过路人同意了比较便宜的价格，他才得以脱困。
当他在车站里与众人谈论这段经历时，有人显然认为他的倒霉是咎由自取：“你为啥子不告诉他，要多少，给多少，待出来后，再对他说你没有？”
老乡绅显然没想到还有这种无赖做法，他琢磨了半天，愈加为自己的损失感到懊恼：“我总得顾全我这个老实人的名声呀！”这句辩白随即湮没在众人的哄笑之中。
老乡绅对面子的顾及，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位华北乡居者刘大鹏的处境。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刘大鹏在甲午中日战争那一年中了举人，但未能因此获取理想的地位和官职，只能在日记中喟叹：“予于时事大不相宜，人皆维新，我独守旧。”他痛恨共和制度，但仍想在新环境中有所作为；他固守传统价值，浑然不觉这些教化对他周遭的人们已全无意义。刘大鹏早上途经村里的戏台到田里，看到满地都是吸烟人丢弃的烟盒，包装上有字，本着“敬惜字纸”的古训，他将其一一捡起并带回家。这举动既令人尊敬亦惹人哂笑，也是当时守旧派状态的一个缩影——他们被动接受了许多西方舶来的事物，但从未真正接受世界的转变，仍在价值观的惯性方向上做一些无用功。
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言，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法治秩序。战争加速了宗法和乡绅制度的衰落，使得无论国统区还是沦陷区的基层社会都濒临瓦解，原先的一套已经不管用了，只有枪杆子和钱袋子才能聚拢人心。乡村的主导者从耕读传家的大户变成了靠兼并土地、倒卖鸦片起家的地痞劣绅，他们往往与驻军、土匪保持了默契的利益关系，共同盘剥谋生日趋困难的农民。
在河南郑县的难民看来，有各种依仗暴力进行统治的势力。有个小走私贩为了躲避日军出了城，他的货物却被扣掉了一半，有的地方武装无力抵御侵略，但对外地难民毫不手软，他们认为小贩卖的是日货，拿走一些权作税收。日本人离开郑县后，国民党的警察和税吏回来，警察将穷人投进监狱，然后开始刷道貌岸然的标语；税吏们则宣布，由于日军已将之前征集的夏粮掠走，为供政府和军队之用，郑县一带必须紧急征收秋粮。对老百姓来说，那就是他们仅存的最后一点口粮了。
然而竭尽当地资源供给的政府和军队，在应付日军攻城略地上并没有什么成效，贝克亲历的中条山一役便是典型的失败案例。日本人在正式战斗开始之前，搞了两个星期的试探性进攻，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都远离岗位忙私事去了，留守部队派出一支十二人的巡逻队，结果被日军俘获并杀死，只留下一个问路的。根据俘虏的情报，日军爬上了守备最空虚的山地，挖了战壕并驻扎军队，山下的国民党军明知他们已陷入了包围，但并未采取任何对策。正面主攻开始后，日军一个突击就解决了战斗。只花了两三天时间，日军就占领了黄河渡口和通过中条山脉的各条公路，至少有十万国民党军队投降，或伪装成农民逃跑了。
贝克总结了他的道听途说，认为国民党的惊慌失措与混乱局势是日本人打胜这一仗的重要原因。面对强大的日军，游击战本是弱者的生存之道，结果似乎双方都颠倒了位置。腐败的国民政府只会把士兵驱赶进碉堡或阵地里，用枪毙逃兵来威胁他们死守，而逐渐熟悉了中国国情的日本人却学会了游击战。日军先是派出一批便衣和汉奸深入战地，在不设防地区持续制造恐怖和混乱，并利用情报掌握了中国军队的布防。战役开始后，日军大胆使用小股部队钻隙突进，切断国民党军队的补给和退路。
从档案史料上看，虽然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聊胜于无的抵抗，不至于两三天就被冲垮，伤亡、失踪人数的官方记录为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一名，也没有书中所言的那么夸张，但不能说贝克在信口开河。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提到，“敌运用快速小部队，化装难民，潜袭各司令部，占据后方要隘，配合其野战军作战。……敌利用伪军，着我制服，冒我番号，混入我军阵地后方；或化装难民，施行扰袭与间谍工作”。对于本军之备战，卫立煌也承认有所不足：“官兵骄怠，警戒疏忽，为敌所乘。每谓中条山有金汤之固，恃而无恐。骄怠一生，戒备遂疏，敌谍混入，致一日间师以上多数司令部为敌阻击，致指挥通信时有中断。”很显然，这些正式的史料是与贝克的记叙基本契合的。
在具象的描述之上，贝克还试图通过《战时中国》揭示国家、群体与个人命运的交错，本书英文名Two Kinds of Time便是此意。用贝克的话说：“我的笔记上的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滨河而坐的看客眼中纤毫毕现的观察材料；另一类则是身居时间机器之中，随时有坠毁的危险，底下却是劫数难逃的河川江山的主观感受。”这两类时间可以概括为“旁观者时间”和“亲历者时间”，前者如同观看一场电影，以抽离的视角置之度外，更能看清社会图景的静态细节；而后者身处汹涌的历史洪流中，人生如梦，所见失真，他们的时间不是匀质的，骤起的失速和漫长的停滞让战时的经历分外难熬。
后人对于抗战史的研究，绝大多数采用的都是旁观者视角，力求客观真实，亦有何不食肉糜的风险。如研究者普遍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对川黔滇桂的统治是进步的，有利于国家建设，也是举国抗战之基。然而贝克在桂林和柳州的实际经历，并不支持这种主流的历史观点。在他看来，广西省的财政已被中央控制，要害部门也被中央委派的官员管控，但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李宗仁、白崇禧固然是军阀，但在主政期间用心经营，在城市建设了公路和企业，在农村组织了民团，这些都成为广西抗战的基础。1943年，贝克在桂林目睹的情形的是，许多建设规划陷于停顿，资金都落入了腐败官员的口袋，地方产业在官办企业的压迫下濒临倒闭。民团解散了，壮丁们就像其他地方征兵拉夫时一样，未经任何训练就被送上战场。
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认为，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交谈，而每一次对话都需要新的素材，贝克的著作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一些历史事件提供了切入角。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城市相继沦陷，市场上日用品供给紧缺，大批失业工人逃难至内地另谋生计。在此背景下，上海工部局的新西兰籍社会改革家路易·艾黎与徐新六、胡愈之等爱国人士发起了“工合”运动，试图在内地乡村组织失业工人和战争难民成立合作社，采取手工业和轻工业方式开展生产以供军需民用。由于“工合”运动积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国民党政府在1942年解除了艾黎在行政院的职务，也停止了对“工合”的资金支持。
从成都到宝鸡再到双石铺落脚的这段历程中，贝克记录了他眼里的“工合”运动种种细节，为我们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当他第一次接触“工合”运动时，就对基层单位的新气象印象深刻：墙壁粉刷得雪白，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用具朴素而引人注目，在“工合”商店里摆放的产品质地良好又便宜。社员的精神状态更使贝克感到鼓舞，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战争和贫困带来的阴霾，每个人都展现出乐观健康的情绪，衣服虽然破旧但很洁净，脸上带着建设新生活环境的骄傲和信心。
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贝克就发现美好愿景和苦难现实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工合”运动不仅受到外部反对派的阻挠、战争的打击，还要不停修补内部不断滋生的问题，其成员也不都是模范的理想主义者，多的是有着各种欲望的凡人。不尽如人意的总是从小事开始，先是有的合作社为了迎接艾黎视察，竟挪用公款粉饰门面；一个制鞋合作社为了多赚钱而制造奢侈的高级货，这违背了“工合”运动面向穷苦百姓的宗旨。事情总是一点一点走向败坏的，当“工合”的实验工厂效益下降时，便不得不接受国民政府军需署五十万条军用毛毯的订单，实际上又提供不了这么大的产能，于是便将原料外包给小手工业者，让农妇、学童、娼妓和日军战俘去做，在此过程中自然产生了剥削。在宝鸡的一家制鞋社，掌握了权力的负责人将其他社员赶走，然后雇佣童工来替代人手，对他们拳打脚踢，肆意虐待，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合作社，便与往日的血汗作坊毫无分别了。
这就是私人叙事在官方正史之外的价值所在。贝克并不否认“工合”的积极意义也乐见其成，但依然以清醒和敏锐的态度来看待在抗战中创业的困难，并不回避令人难堪的事实。观察任何事物都遵循显微镜原理——越细致，就越容易发现光滑表面下粗糙的微观结构。抗战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太过于宏大，以至于后人的目光长久停驻在抗战胜利的万丈光辉和时代转向的滔天巨浪上，难以顾及那光辉下纷扬的尘埃，和历史潮流中无数破碎的水花。想想那些脸上挂着“难以形容的微笑”的人们吧，他们从面对国破家亡的第一天开始就被激励着共御外侮，献出了自己的财物、劳力甚至生命，忍耐了一年又一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有人在战时的中国得了势、发了财，而他们只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劫难，用流行的俗话说，光是活着便已经竭尽全力了。
历经十四年抗战的国人，有磏勇之士，也有怯懦小民，有赴险殉诚之人，也有畏死远难之人，有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英雄气概，亦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政治淡漠。山不让尘，川不辞盈，他们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史书上却鲜见他们的名字。回望抗战，我们应当正视大时代的泥沙俱下，贴近伟大之中的平凡，倾听被淹没的怨曲。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故事，可能只是他们在生命的颠沛时刻浮出水面的一瞬，但回望这无数人的无数瞬间，却是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的唯一契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汪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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