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听着就透着一股邪乎劲儿：一个国家的顶尖专家，居然看不懂自家老祖宗一千年前写的官方文件。
这不是段子，是2021年发生在越南河内的真事。
考古队在一座李朝古墓里挖出几卷皇帝圣旨，白纸黑字，工整的楷书汉字，开头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谁都认得，可连在一起，愣是没一个越南专家能从头到尾顺溜地读下来。
这些本该是国宝的“国书”，一下成了“天书”。
没办法，最后只好红着脸，写信向隔壁的中国同行求助。
这一封求助信，就像一把钥匙，拧开了一段被强行中断了近百年的文化记忆。
这背后，是两个狠人，在相隔九百年的不同时间点，为了自己国家的活路，做出的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决定。
第一个狠人，叫李公蕴。
公元1009年，这老兄还是个禁军头头，瞅准机会，龙袍一穿，就成了越南李朝的开国皇帝。
那会儿的越南，刚从长达一千年的“北属时期”挣脱出来，说白了就是刚独立，兜里没钱，心里没底，一穷二白。
怎么把这个新摊子支起来，是摆在李公蕴面前最大的难题。
李公蕴这人，打仗出身，但脑子特别清醒。
他没犯愣头青的毛病，想着跟过去一刀两断。
他环顾四周，当时全世界最牛、制度最完善的，就是北边的大宋王朝。
他心里明镜儿似的：盖房子得有好图纸、好材料，治国也一样。
于是，他做了一个影响越南近千年的决定：全盘拿来。
他把大宋那套治国模式，从中央的三省六部，到地方的州县官制；从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到用儒家思想治国安邦，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自己的“大越国”。
这套复杂的国家机器要想运转起来，需要一个统一的“操作系统”，这个系统就是汉字。
在李公蕴的强力推动下，汉字成了李朝上上下下唯一的官方文字。
皇帝下的命令用汉字写，叫“诏书”；官员打的报告用汉字写，叫“奏疏”；国家颁布的法律用汉字写，叫《刑书》。
汉字不仅仅是写字的工具，它是权力、法律和文化的载体。
一个读书人想当官，出人头地，唯一的路就是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写一手漂亮的汉字文章。
这么一来，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
李朝的皇帝，在自己家里关起门来，自称“皇帝”，颁布的圣旨格式跟中原王朝一模一样，派头十足。
可一出门，跟大宋打交道的时候，立马就矮半头，自称“国王”，乖乖当个藩属国。
这种“内帝外王”的玩法，既保住了自己的面子，又稳住了强大的邻居，可以说把现实主义政治玩到了极致。
李公蕴的这套蓝图，被后来的陈朝、后黎朝等王朝一直沿用。
将近九百年的时间里，汉字就是越南的“普通话”，是精英阶层的身份象征。
一个越南人会不会写汉字，懂不懂汉学经典，直接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地位。
这套东西，已经不是什么“外来文化”了，它早就长进了越南的骨头里，成了他们自己历史的一部分。
时间快进九百年，历史的齿轮“咔”一下，转到了20世纪。
法国人的炮舰开进了越南，古老的封建王朝在洋枪洋炮面前被打得稀里哗啦。
这时候，另一个狠人站了出来，他叫胡志明。
胡志明面对的局面，跟李公蕴那会儿完全反了过来。
他不是要建一个高高在上的王朝，他是要闹革命，要把占全国人口九成以上的穷苦农民发动起来，赶走法国人，建立一个属于所有人的现代国家。
这么一来，那个曾经作为治国基石的汉字，反而成了最大的绊脚石。
首先，这玩意儿太难学了。
一个农民，一年到头刨地都来不及，谁有功夫去学那几千个笔画复杂的方块字？
汉字自然而然地成了地主、士大夫这些有钱有闲阶级的专利，成了隔绝上层和底层的一堵高墙。
其次，它传播思想的速度太慢。
革命讲究的是星火燎原，要快速印传单、刷标语，让男女老少都能看懂。
你要教一个农民认识“革命”两个汉字，可能得花好几天；但要是用字母拼出来，他可能半小时就学会了。
面对这种要命的现实，胡志明和他的同志们做了一个极其痛苦，但在当时看来又别无选择的决定：废掉汉字，全面推广一种叫“国语字”的拼音文字。
这套“国语字”说起来也挺逗，是17世纪一个法国传教士为了方便传教，用拉丁字母给越南话注音发明的。
胡志明他们拿过来，改造了一下，发现这简直是扫盲神器。
它简单，直接，一个没上过学的人，花个把月就能读书看报。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一成立，胡志明马上以国家的名义，用最强的力度在全国推行“国语字”。
一场叫“平民学务”的扫盲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到处都是教人识字的小黑板。
汉字，这个在越南庙堂之上盘踞了近两千年的文化符号，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从官方、教育和社会生活中连根拔起。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巨大的成功。
越南的识字率在短短几十年里火箭般蹿升，为后来的国家统一和工业化建设扫清了文化障碍。
但任何事情都有代价。
这就像做一台大手术，病是治好了，但也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2021年古墓里的那份圣旨，就能明白越南专家们当时的尴尬了。
废除汉字，就像在越南奔流不息的文化长河上，拦腰建起了一座大坝。
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看自己国家1945年以前的任何文字史料——古籍、碑文、族谱、地契，甚至爷爷辈写的信——都跟看“外语”一样。
李公蕴当年精心设计的千年蓝图，被胡志明为了救亡图存而做的“文化手术”给锁进了历史的保险柜。
那份圣旨，由越南皇帝写给越南官员，记录着越南人自己的事，最后却要请外国人来帮忙解读。
如今在河内的街头，一些年轻人重新报班学起了汉字，不为当官，只为能看懂自家祠堂里的牌位。
那份千年前的圣旨，翻译完毕后，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纸上的墨迹和它所代表的那个世界，都已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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