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天，甘肃定西。
天刚擦黑，气温开始往下掉。
山沟沟里，一队穿着旧军装的人还在工地上忙活。
他们不是普通的建筑工人——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军衔，有的甚至还挎着半旧的步枪。
身边堆着的是炸药箱、水泥包、测绘仪器。
再往远处望去，全是帐篷，几乎看不到砖瓦房。
一个姓王的中队长正低头看图纸，身边围着几个年轻兵。
他抬头说：“这条路必须硬着头皮干出来，军委点名的任务，咱不能掉链子。”没人敢多说话，只听得见风吹塑料布的响声，还有山那头偶尔传来的犬吠。
这不是战场。
但气氛比战场还紧。
他们是基建工程兵。
那会儿全国一共有34万人，分布在26个省区市。
可要是追溯最初的设想——这支部队本来计划扩展到300万人。300万，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打实的国家战略。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回到1966年年初。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一间会议室里，气氛有些紧张。
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几位核心领导坐在长桌两侧，手里拿着厚厚的材料。
那是一个被称为“十三个行业施工队整编入军队”的方案草案。
提出这个想法的，是周恩来和邓小平。
会议上，冶金部的人发了言，说自己系统里上万人的施工队已经老化严重，年轻人不愿进厂，效率越来越低。
建工部的人也摊手，说每年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设备陈旧，调度混乱。
再加上那几年国家基础设施的需求暴涨，大家都知道，光靠各部门自己折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于是有人提出：干脆把这些队伍收起来，统一整编到解放军里。
军事化管理，集中调度，按部队建制来干活。
想法一出，反对声也不少。
有人担心：这些人不是兵，能服得了军纪吗？有人质疑：建设任务那么重，军事训练怎么办？
但架不住形势逼人。
最终拍板：试点。
先从冶金、煤炭、交通、水利、地质几个系统抽人，整编成第一批基建工程兵。
部队番号、军衔、建制，全按正规军来。
只是任务不一样——不是打仗，是修路、架桥、探矿、打井，甚至还要搞核地质勘探。
1966年8月1日，第一批基建工程兵正式亮相。
部队驻地分散在四川、陕西、甘肃、山东等地。
总部设在北京，归总后勤部领导，工作任务则由国务院下属行业部委下达。
这种“双重领导”体制，后来成了最让人头疼的部分。
当然，那时候没人觉得这会是问题。
大家都想着一件事：快干，狠干，把国家建设任务扛起来。
说起来，基建工程兵不是从零起步。
很多人原本就在各行各业的工地上干活。
只是换了身军装，多了点组织纪律。
一位老工程兵后来回忆：“刚进去那会儿，穿的是胶鞋，睡的是地铺。
白天拉土方，晚上学军事。
一个礼拜得跑十公里，第二天还得上工地。”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几年。1971年，部队人数突破10万。
到1979年，正式达到了34万人。
那几年，工程兵干的活五花八门：挖隧道、修水库、架高压线、探铀矿、建兵工厂，甚至连西藏、新疆的边防哨所也是他们修的。
可别小看这些“工地兵”。
他们打过硬仗——不是拿枪，而是跟地质、技术、自然条件死磕。
比如1975年，四川凉山某铀矿点，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昼夜温差近30度。
部队进场后，帐篷被风吹翻，锅炉冻裂，水源还得从山下背。
有人半夜冻醒，鞋都穿不上，就摸黑出去砸冰取水。
那年冬天，冻伤人数过百。
可任务硬是提前完成。
但从1978年开始，局势变了。
随着改革开放启动，国家经济体制开始调整。
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开始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相比军队体系下的基建兵，这些单位更灵活，更便宜，也更讲效率。
再加上财政压力大，军队内部也出现了反思：是不是该把精力放回军事主业？
1984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布文件，宣布撤销基建工程兵。
整支部队被逐步分流：一部分转为地方企业，如中铁、中冶、中化建等；一部分回归原系统；还有一部分退役返乡。
撤销那天，很多老兵没说话。
只是默默把军装叠好，放进背包。
有人在墙上写了六个字：“建功 立业 归队”。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参考资料：
吴东峰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1949—1999）》，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
杨建军，《基建工程兵史稿》，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产业司编，《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大事记（1949—2009）》，中国计划出版社，2010年。
薛刚凌，《共和国基建兵》，团结出版社，2015年。
《人民日报》1971—1984年相关报道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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