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8日清晨，雪花还在延安杨家岭的屋檐边打着旋，北京与南京之间的电波却已来回穿梭了数轮。当一份只有十来个字的密电被递进中共中央机关驻地时，屋里气氛瞬间安静得能听见铅笔滚落桌面的声音。电文里写道：“蒋公立于陆军军校前，仰面而泣。”毛泽东扫了一眼，嘴角扬起，随手把纸条递给周恩来：“看来，长江南岸已经松土了。”
理解这句话的分量，需要回到1937年冬天。那一年，南京保卫战仅持续了十三天，日本第六师团突破中华门时，负责指挥的唐生智刚刚登船北撤。原本被寄望“誓死守城”的将领在关键时刻抽身离去，导致外围部队来不及接令，只能在光华门一线做困兽之斗。尸横遍野的雨花台与稍后传出的三十万冤魂，让蒋介石心里埋下一根永远的刺。十二年后，当长江对岸再次炮火隆隆，他站在同一片校园前，泪水逆流成河，不光是悲哀，更是无措——手头已找不到一个“可托孤”的南京守将。
蒋介石最后挑中的是汤恩伯。此人出身浙江武义，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抗战时期靠灵活机动防御在徐州一役赢得“抗日铁汉”之名。选汤恩伯，蒋介石自认稳妥：其一，汤与陈仪是师徒，陈仪又是蒋的旧部；其二，汤在淮海战役虽战败，却保持了部队完整撤退。可有意思的是，就在委任状墨迹未干之际，陈仪递给汤恩伯一封亲笔信，劝他顺水推舟，别再替“日薄西山”的政权卖命。汤恩伯把信锁抽屉里，秘书胡德珍却第一时间撬锁告密，情报直达蒋经国。半小时后，汤恩伯被叫去喝“咖啡”，踏进包厢时发现蒋父子同时在座，他只来得及说一句“保住恩师性命”，便再无底气。蒋介石没有发火，只淡淡回应：“这是必须的。”这反常的平静，透露的其实是深度绝望：连最倚重的将领都站在摇摆线上，江防还能依靠谁？
密电传到北平后，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一种心理变化。长江天险固若金汤是地理常识，但“天险”靠人守，人心一散，再阔的水面也挡不住潮流。几天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电令，要求华东、中原两支主力八个军迅速南调。朱德在批示里写：“水到渠成，不可迟疑。”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城中的地下网络此刻已遍布要害环节。空军第二大队飞行员俞勃正是其中一环。此人从美国学成归来，驾驶B-24轰炸机技术娴熟，被选作2月26日“护航飞行”领队。地下党传递给蒋介石一份伪报：“蚌埠机场聚有共军飞机，意图夜袭南京。”蒋坐不住，亲令俞勃带弹升空侦炸。飞机直扑总统府上空，却因挂架故障未能投弹，转而飞往北平降落。这一折腾，把蒋介石吓得三夜未眠，他开始怀疑身边还能有多少俞勃、多少阎宝航。正如侍卫长后来写的：“口袋有洞，沙子留不住。”
4月1日，国共和谈进入尾声，周恩来给南京划定最后期限：20日之前签字停战，否则解放军过江。李宗仁顶着代总统的头衔回复北平：“宁可玉碎，不受要挟。”表面强硬，其实投鼠忌器。4月17日晚，何应钦赶到溪口求见，报告北平带回来的修正案被压了三天，李宗仁仍拒不动笔。蒋介石听完，沉吟片刻，低头咳嗽，用手帕掩住口鼻，只吐出一句：“润之若肯担保李宗仁日后平安，他就没有理由不签。”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这等于承认和谈破局的责任全由自己承担。
到了4月20日深夜，李宗仁正式电告周恩来：协定无法签署。21日凌晨，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炮声一响，汤恩伯调动的江防部队竟只象征性抵抗数小时便大面积溃散。当天傍晚，蒋介石在慈湖别墅匆匆收拾个人物品，登机离开南京。舷梯口，他回头望向城市上空最后一抹晚霞，嗓音嘶哑：“走吧，他们欢迎他们……”跟随多年的侍卫听懂了，“前一个他们”指市民，“后一个他们”指共产党。
4月23日凌晨二时，人民解放军第35军先头部队进入中华门，随后安徽系守军自行开门放行。上午九时，城楼上升起红旗，一枪未响的“南京战役”宣告结束。电报送到北平时，毛泽东静静放下茶杯，只说了一句湖南话：“水落石出，船到码头。”
半年后，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礼炮齐鸣。台湾方面一度拟派轰炸机北上，蒋介石批示“缓办”。蒋经国不解，追问缘由。蒋介石叹道：“七年前在重庆，他能一个月滴烟不沾，这世上真没几个人扛得住那样的自律。”语气里，不再有昔日的桀骜，而是一丝对手为王的敬畏。
长江涛声早已远去，可那封写着“蒋公仰面而泣”的短电至今仍静静存档。翻看电文，人们能领会战争胜负往往系于人心。正因如此，渡江战役的胜利，既是兵力对比的结果，也是心理博弈的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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