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3年8月28号,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海面上,飘着上千具尸体,半边天都被浓烟给盖住了,唐朝大将刘仁轨站在船头,看着被打得稀里哗啦的日本水军,他手里握着的,不只是一场大胜,更是一个能改变东亚后面一千年格局的东西。
就在两天前,日本还做着大国梦呢,那个中大兄皇子,就是后来的天智天皇,把全国的精锐都给调来了,几万大军,几百艘船,浩浩荡荡地就渡过了对马海峡,他们的对手是守在百济的唐军,主帅刘仁轨手下也就七千来个水兵,一百七十艘船,光看纸面上的数字,日本那边优势太明显了。
可打仗从来不是算术题,等两边军队在水上碰了面,日本人吓傻了,他们自己觉得挺牛的舰队,在唐军面前跟纸糊的玩具似的,唐军的战船又高又结实,设计得也好,船舷比水面高出好几米,弓箭手站在高处往下射,那火力简直是毁灭性的,日本的船又矮又破,士兵还得仰着头往上射箭,大部分箭都白费了。
更要命的是战术上的差距,刘仁轨用的是列阵阻截的打法,唐军的船队穿来穿去,很灵活,一下子就把挤在一起的日本船队给分割包围了,到了8月28号决战那天,唐军顺着风射出带火的箭,日本那四百多艘木头船,瞬间就成了一片火海,船队挤得太紧了,着火的船堵住了退路,没着火的也掉不了头,史书上写“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日本水军掉水里淹死的人特别多,船头船尾都转不动。
这场大败对日本上层的影响太大了,中大兄皇子慌慌张张地撤回了日本,复兴百济的梦也彻底碎了,但奇怪的是,占了绝对优势的唐朝,并没有追过去,刘仁轨只是安抚了一下百济剩下的人,屯田存粮,然后就带兵回朝了,唐高宗李治见了凯旋的将军们,给他们加官进爵,可从来没提过要去打日本本土。
这是为啥呢,答案其实藏在唐朝的战略地图里。
那时候唐朝真正要对付的根本不是日本,在北边,高句丽这个在辽东盘踞了七百年的老邻居还在硬扛,在西边,吐蕃崛起了,已经开始威胁到河西走廊,西南边,南诏的动向也得盯着,日本孤零零地在海外,对大唐的核心利益区根本构不成直接威胁。
更重要的是算成本,从山东半岛或者朝鲜半岛渡海去打日本,得准备几万大军,几千艘运输船,粮草补给线横跨整个对马海峡,稍微有点风浪就可能全军覆没,就算成功登陆了,日本岛上那么多山,唐军很容易陷入没完没了的游击战,隋炀帝三次打高句丽导致国家崩溃的教训还在眼前,唐朝的统治者很清楚“穷兵黩武”有多危险。
但唐朝的克制不是软弱,是一种更高明的战略,用战争来制止战争,用德行来让人服气。
白江口之战以后,日本朝廷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他们生怕唐军随时会渡海打过来,所以从663年战后马上就开始花大价钱在九州岛修防线,在太宰府建了一道长达1.2公里的“水城”土坝,外面还挖了五米深的护城河,这种防御的姿态本身就说明,日本已经被彻底打怕了。
唐朝很敏锐地抓住了这种心理变化,战后第二年,唐高宗派祢军出使日本,墓志铭上写着这次去的目的是“往倭国招慰”,就是既展示武力威慑,又表达和平的意思,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效果特别好,日本很快就派使者到唐朝示好,双方又恢复了外交关系。
接下来的事就更有意思了,战败的日本不但没有记恨唐朝,反而加快了全面“唐化”的进程,其实日本的大化改新在645年就开始了,比白江口之战要早,但这场战败让日本统治集团意识到,学得还不够彻底,从668年到701年,日本先后颁布《近江令》、《大宝律令》,更全面地复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均田制、租庸调制,他们派了大批的遣唐使,在长安一住就是十几年,把《孙子兵法》、历法、建筑技术、佛教经典成体系地搬回了日本。
回头看这段历史,唐朝的选择展现了一个成熟帝国的战略智慧,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高明的统治者懂得计算成本和收益,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当日本已经被吓破了胆,愿意低头示好并且主动学习的时候,又何必再耗费国力去征服那片贫瘠的岛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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