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特朗普宣布“和平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还没来得及开业就受到了冷遇。它向大约六十个国家或组织发出了邀请，但是得到了一个尴尬的结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场拒绝，加拿大明确表示不会缴纳会费，以色列不仅反对还要求取消该组织；俄罗斯选择观望，称需要了解所有细节；阿根廷、匈牙利表示有兴趣，但是还没有到出资的程度，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发声。
症结在于组织设计上：第一，设置10亿美元的门槛，只有交完费才能成为创始永久成员；第二，重要决策由委员会主席拍板。放到国际政治的桌面上，马上就会出现钱给谁、怎么监督、账目是否透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试图把各国的安全疑虑、外交谋划装进一个以个人权威为重心的黑箱里。任何有自尊心并且有自己的独立路线的大国看了之后都会摇头。
很多人认为联合国办事效率低，行动迟缓，但是联合国的程序至少为大小国家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发言平台，可以提出议案、参与投票，并且有记录和界限。新的“群”则不再用程序管理，而是用公司治理的办法来治理全球事务，花钱入会、单人拍板。它不是多方合作，而是个人化的政治。对法国、俄罗斯这样的传统大国而言，花费大量金钱去争夺一个“配角”席位是没有意义的。
反对的态度很直接，巴黎认为该委员会不符合联合国的原则与框架，这是不可动摇的底线；马克龙的拒绝也反映了欧洲主流观点。加拿大直接就不给钱了，以色列还要把这个组织取消掉。莫斯科暂不表态，表示要仔细研究清楚所有情况之后再做决定，各个地方的关键词都很相似：程序、权力、钱。
把“和平”挂在门口并不会自动生成道义，该委员会没有合法的来源，也没有历史的传承，更没有广泛的法理依据。它的“权威性”主要依靠的是个人号召力以及商业大佬们的背书，章程中也充满了商业化的气息。但是国际政治不同于企业并购，国家不是股东，战争与和平的筹码也不是股权。把地缘博弈转换成资本公式，听上去很有效率，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到一个人和一张桌子上。一旦个人情绪、选举周期、捐款人诉求等因素掺杂其中，决策走向就难以预料了。
10亿美元门槛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会费，而是过滤器：有钱的人先进来，来了也不一定有发言权；没钱的人连门都挤不进去。新组织像是俱乐部，门口有人把守，里面有人做决定。外交场上最害怕的就是“排他”，门槛抬得很高，权力也集中到一个人手中，中等国家也要算账：掏了钱，得到的是不确定；不掏钱，至少不用把自己绑上。
此时中国做了一个“稳”的举动，公海条约在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之后终于正式生效了，中国第一时间就申请并且成功地承办了该条约秘书处，把它放在了福建厦门。节奏很快、信号很清楚：用具体的投入来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体系，不是喊喊多边主义，而是把一个机制扛在肩上并付诸实施。秘书处日常工作很繁杂，比如会议组织、技术协调、执行跟踪、能力建设等，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实在的服务工作，厦门海洋经济活跃、开放程度高，和公海治理相契合。
两种途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想用金钱门槛和单边权力搭建“小圈子”，把复杂的整个世界装进个人的容器里；另一边则在现有的多边平台上加码，修枝剪叶、浇水施肥，使旧体系运转得更加顺畅。第一种表面上速度很快、决策很果断，但是其实扩大了不确定因素，掩盖了分歧；第二种表面上速度慢、繁琐，但是可以将不同的需求融合到规则里，降低外溢风险。
这场拉扯背后是一场底盘重构成，踢翻支点，牵动的不是一家机构，而是一系列双边、多边安排的连锁反应。国际法为基础设施，海洋、气候、难民、公共卫生等问题需要一个可以预期的平台来对接资源、分摊成本、化解分歧，交给一个“个性化”的组织，风险很大。
中国的这一步棋好就好在“润物无声”，不蹭热点，不上嘴较量，直接把一块重要的拼图接住了。对外表达参与者、建设者角色认同；对内体现治理能力自信。世界不需要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下不断进行修补和更新。各国并不是不想和平，而是不愿意把和平当作标签化、商品化的卖点。和平既是结果又是过程，需要程序上的耐心、博弈的边界以及透明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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