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是我们的一位“好老师”。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起，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试图在高新技术领域“卡脖子”，却未曾料到，压力反而激发了中国在关键领域的突破。中国不仅逐步实现技术自主，更在全产业链上强化自主研发，构建起更为完整、自主的产业体系。 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再度试图以关税手段迫使各国就范。对此，中国的立场一贯清晰：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经过多轮交锋与磋商，美国日益认识到中国的实际实力与坚定姿态——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华表述的调整，便是最直观的证明。 经历近一年的波折与博弈，中美关系正步入一段相对平缓的稳定期。然而表象之下，诸多深层次问题依然值得深思：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本土及西半球回调，我们是否将面对一个“美国缺席”的世界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当如何与世界各国互动？又该承担怎样的国际角色？ 针对上述议题，在2025年12月17日举办的《还得是中国》图书分享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共同展开了一场深入对话与探讨。本文为圆桌对话下篇。
【整理/观察者网 郑乐欢】
金灿荣：总结来说，今年我们在斗争中取得的成功，首先是过去八年力量积累的结果。我记得2017年美国制裁中兴时，整个芯片市场中我们自给的比例只有5%，其余95%都依赖进口。而今年，芯片产业的自给率已经接近50%——虽然还有差距，但已经非常接近。
这就好比懂心血管健康的人都知道，如果心血管狭窄率达到95%，就必须立刻动手术；但如果只是50%，还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两者性质完全不同。通过这一系列努力，现在看来美国的压力对我们或许反而有帮助，它给我们的压力转化成了我们的动力。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压力，大家往往会选择采购现成的、容易获取的产品，而自己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的成功率并不高，失败风险很大。所以，在美国的压力下，我们通过自身努力，反而取得了发展，芯片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翟东升：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好老师”。早期我们实力较弱时，美国和其盟友来中国投资；后来当我们有些自满、倾向于停留在舒适区、只满足于从事低附加值产业时，它又开始对我们实施制裁。很多企业为了盈利，本来只愿意使用成熟的供应链，不愿尝试国产产品。这时候美国这位“老师”就用鞭子抽打着这些企业，迫使它们必须使用自主生产的产品。
图片来源：头部财经
丁一凡：美国把我们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我们之所以要打造全产业链，确保在所有方面都没有漏洞，是因为最初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相信利益是共享的。我们愿意让出一部分市场，同时也希望别人向我们开放市场，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但美国却不这样想，它推行逆全球化，对我们进行封锁和制裁，试图通过种种手段大幅削弱我们在全球化中的获益。
美方对此有一套逻辑判断：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和增长，是因为依赖出口，并且出口市场严重依赖美国。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切断中国对其市场的准入，中国就会失去发展动力，追赶他们的步伐就会放缓；同时再通过技术手段卡住中国产业升级的道路，中国未来的追赶速度就会更慢。这套逻辑听起来很清晰，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种压力反而把中国逼得在所有领域都自主发展起来，不仅培育了庞大的国内市场，还在美国之外开拓了全球市场。因此，我们后来的这些发展，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逼出来的。
2024年全球存储器厂商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世界集成电路协会（WICA）
金灿荣：古人说“小成靠贵人”——贵人提拔你一下，你就能向上走一小步；但如果敌人往死里打你，你反而可能一跃跳上高墙。
翟东升：杀不死你的，让你更强大。
金灿荣：过去八年，美国用各种手段打压我们，其实正是在训练我们一步步走向自主，迫使我们走出舒适区，走向真正的自立与大成。所以有网民开玩笑说，以后中国崛起时应该给特朗普发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翟东升：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包括前11个月我国贸易顺差超过万亿美元这个问题——在中美关税战的过程中，中国对美出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例，已从过去的第一位逐步下降到目前的第四位，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总出口在增长，贸易顺差也在扩大。今年我去了东南亚两次，俄罗斯一次，中欧、西欧、东欧各一次，也接待了许多国际访客。我听到一种普遍的声音，就是大家感到焦虑：中美两个大国博弈，如同两头大象打架，脚下的草地难免遭殃。有些国家担心中国的产能会转移到他们那里，进而冲击他们的本土产业。
比如俄罗斯就提到，中国汽车在俄销量增长很快，产品好、价格低，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俄方为了保住自己仅存的、具备潜在战略价值的汽车产业，不得不考虑提高保护性壁垒。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美国一方面在抛弃它曾经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又有一部分势力试图把中国排挤出去——从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和TPP，就是想排除中国。现在它排挤不了，自己反而逐步退出，那么世界可能出现的就不是“中国+1”，而是“世界-1”，减掉的那个“1”就是美国。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中国与其余世界该如何相处？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金灿荣：截至2025年11月底，我国贸易顺差已超过1万亿美元，实际达到约10800亿美元。到12月底预计会超过1.1万亿美元。而全世界贸易顺差总额大约1.8万亿美元，我国占比超过60%。这其实反映出一个两面性的现实：一方面说明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在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的同时，出口规模仍在扩大。
翟东升：创造了世界贸易史上的新纪录。
金灿荣：这确实说明我们的竞争力很强，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潜在的危机。原因在于，外部市场存在它的自然边界。当国内市场已经“卷”到没有利润、工资难以上涨时，外部市场也可能触及天花板。因此，首要任务就是创造需求——这几年一直强调扩大有效需求，这是对的。
中央现在也开始着力推进，我认为从四中全会就已开始重视，到12月10日至1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部署，尤其是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登的习主席的文章《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都表明中央的思路已经明确转变。这是根本出路，因为无论是内卷还是外卷，根源都在于需求不足。当国内外市场的自然边界逐渐显现时，唯一可持续的路径就是提升内部需求。
中国转向扩大内需是正确的，而且以中国的体制特点，只要中央重视，往往有办法、能见效。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已开始着力提升需求。如果内需真正起来，企业有了利润，工资上涨就有了空间，同时对外部市场的挤压也会缓和。实际上，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种看法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却让别人无路可走”，这不可持续。因此，看到前11个月顺差过万亿美元，我更多是担忧，而非欣喜。必须先把需求搞起来，尤其是内需。这能化解许多内外矛盾。
图源：格隆汇
此外，在国际政治上，我们恐怕也要做好准备，承担更多责任。正如刚才提到的“世界-1”——一个没有美国、或美国角色大幅收缩的世界正在到来。美国如今显得越发狭隘和敏感，在很多事务中要么缺席，要么搅局。未来许多全球事务可能无法指望美国，我们将面对一个“失去美国”或“美国不在场”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需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在国内切实扩大内需，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也要主动承担一些责任，有些事要带头做，并且要学习如何扮演“一把手”的角色。当前中国的实际力量在很多方面已达到“一把手”水平——比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IMF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规模已达3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9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地位上，按特朗普政府的说法，我们是“G2”；其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称中国为“近乎对等的竞争者”。
可以说，这里面存在很大的落差——实力已是顶级，但心理定位和领导意识尚未真正跟上。这种矛盾需要我们在认识和行动上尽快调整。
翟东升：可能我们的对外战略存在一些传统和惯性，与新的全球力量格局以及我们自身的新定位之间，出现了某种不平衡。
丁一凡：这其实也与国家实力变化有关——我们还不完全适应自己突然变得如此强大、具备如此多的能力。
翟东升：因为其他国家的崛起往往比较缓慢，需要一两个世纪，一步一步台阶地走。而我们却仿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无论是在全球贸易占比、GDP 规模、工业化水平、科技实力还是军事力量等方面，都从原先相对靠后（尤其是人均层面）迅速跃升到综合力量对比中相当强势的地位。
金灿荣：2025年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军事力量的集中展示。九三阅兵让很多军迷感到意外——我也算是其中之一。比如深水潜水器、新型装备“惊雷-1”，还有东风-61的出现。最后提到的东风-5C有两句话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全时待战、随时能战”，这句话其实很有分量，意味着接到命令几分钟内就能发射，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外界感到警惕；二是“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也很震撼。地球周长约4万公里，从一点到最远距离约2万公里，而根据其体量推算，它的射程可能达到2.5万公里，还有富余。所以说，军事力量的快速提升确实有些出人意料。
丁一凡：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本上还是基于我们的工业和科技基础——这一点我们自己可能也没想到发展得这么快。去年底到今年，我们的工业产出已经超过了七国集团的总和。七国集团是全球最早工业化、最发达的经济体，而我们已超越其总和。农业方面同样突出：2024年中国农业产出已经是美国的6倍。美国是公认的农业大国，但很多人忽略了中国农业的规模与效率。我们人口约为美国的4倍，但人均农业生产效率仍是美国的1.5倍。
翟东升：说到这个，以前我们常为粮食安全焦虑。而在当前应对挑战、挖掘内需的过程中，除了促进消费，投资仍然大有空间。我看到材料中提到，国内投资——尤其是与农业、粮食相关的领域——仍可推进。比如在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利用目前相对充裕的机械力量，大规模推平原有的沟壑地形，整合成适合未来无人机、人工智能控制的自动化农田。我们改造沙漠、造田的能力也在提升，最近看到新疆甚至有将沙漠变为良田、鱼塘的案例。
丁一凡：光伏就是早期的一个案例。在大面积铺设光伏板后，产生了一个意外效果——板下开始长草。因为光伏板遮挡了部分太阳热能，减少了地表水分蒸发，所以底下逐渐长出植被，甚至开始有人放羊。这种连带效应往往不是事先设计的，而是在实践中自然出现的。
图为武威市凉州区九墩滩光伏治沙示范园区一处光伏治沙产业化示范项目。新华社
翟东升：是的。所以我认为，西部大开发其实正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新的支撑。
丁一凡：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我是在给外国人讲课时突然注意到的。过去我们常说，中国以约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约20%的人口，这非常了不起。但最近我发现，中国可耕地面积占全球的比例已经上升到9%左右。这多出来的2个百分点，正是我们通过造田、改造沙漠等努力实现的。与此同时，由于印度人口增长等因素，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已降至约18%。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以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18%的人口——这仍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它也实实在在地反映出，近年来我们的可耕地面积是在增加而非减少的，即便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是如此。
翟东升：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失去危机意识。您刚才提到人口问题——我国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这一点我们此前也讨论过。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中华民族的新生儿数量曾长期约占全人类的30%，但现在这个比例已降至7%以下，且趋势仍在延续。不仅是中国，整个东亚地区都面临极低的生育率。
我的一个观点是：现代化进程伴随着个体独立性增强和女性解放，确实会普遍带来生育率下降，但东亚地区下降得尤其剧烈。根源在于以日本、韩国为先导的东亚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在本质上会抑制本国本民族的生育意愿。原因在于，这种模式依靠内部高度竞争、挤压本国劳动者福利，通过抽取较高比例的劳动剩余，来补贴外国消费者和外国资本。这是出口导向模式的内在逻辑。
所以，一方面，东亚模式确实是一条能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有效路径，这是其积极面；但另一方面，代价也极为巨大——相当于是东亚人用自己本应出生的子孙后代，换取了美元。这是一种以血汗、甚至以未来人口换取资本的发展方式。因此我认为，中国今天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体量和地位，不应再继续沿袭这种出口导向模式。
我个人的倾向是：中国应适度减少出口退税，将这部分资金转而用于补贴生育。这可以看作是对过去四十年发展模式的一种回调——把出口退税用来补贴生育、补贴年轻人。因为年轻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让他们有钱可花，让低收入群体有钱可花，是激活内需的关键。此外，我也赞同刘世锦老师提出的建议：将60岁以上农村老人每月平均220元（很多地方甚至只有一百多元）的养老金，第一步提高到600元，未来再逐步提高至1000元。
据测算，从220元提至600元，全国财政每年需多支出约7000亿元。而2024年中国出口退税总额约1.9万亿元，也就是说，只需拿出出口退税的40%左右，就能让全国农村老人过上较为舒适、体面的生活，共享城市化、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我认为，这既是道德上的必需，也是战略上的必要——正如刚才所说，我们要启动内需，就应该将资源适当向农村老人、全国新生儿、孩子和年轻人倾斜，给予他们直接的现金流支持。
金灿荣：我非常赞同。人口是根本，没有人口就什么都没有。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问题。不包括台港澳，我们14.1亿人口对应的正常年出生人口应该在1600万到1700万之间，但今年只有大约800万，可以说是腰斩。这就是导致我们新生儿占世界比例降至约7%的原因，而我们总人口占世界的比例还有18%。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人口在全球的比例将持续下降，这对国力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我完全支持你刚才提出的主张——将出口退税转化为对年轻人、老年人的补贴，提高生育率，提升人民福利。
翟东升：我插一句。从今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到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了一个重要概念：“投资于人”。过去有老同志批评我们的政策存在“重物轻人”的倾向。而现在我们明确提出，“投资于人”至少与“投资于物”同等重要。
金灿荣：另外，我认为还必须抓住当前国力的上升期。我们的人口红利仍在，工程师红利正在显现，国家综合国力处于上升阶段。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时期，构建一个更加公平、且我们能发挥主导作用的国际体系，让我们的后代不再承受额外的压榨。所以，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一系列理念，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都必须持续推进。
在国内，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争取领先，同时切实扩大内需、改善民生。在国际上，则需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符合“王道”精神的体系。这样，即便未来我们人口减少、增长放缓，但这个体系是由我们参与塑造的，我们的后代仍能长期受益。
翟东升：说到这个体系，我和丁老师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正在探讨如何改造当前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我称之为“牙买加体系”。刚才丁老师提到了1971年8月15日的“尼克松冲击”，即关闭黄金兑换窗口。自那时起形成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的不平衡、不稳定与不对称：美国必须维持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才能为世界提供流动性和基础货币。这个过程让美国获得了“过度特权”，使其国民生活水平远超实际生产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掏空了其国力，导致产业空心化。这一制度对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都极不公平，对体系外围国家形成了巨大剥削。
而且，这个体系在设计上存在根本缺陷。我们常说当今世界秩序像个“草台班子”，正是因为其奠基时的逻辑漏洞：二战后期，美英等国学者进行辩论，最终未能采纳凯恩斯的方案，而是采用了怀特方案，其中存在重大缺陷。正是这一缺陷导致了1971年体系的崩溃。金本位废除后形成的美元本位，最终反过来掏空了美国自己。
那么，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世界-1”场景中——即美国退出全球领导角色后，中国将需要与世界其他伙伴共同相处。如果我们仍希望维护自由贸易与开放市场体系，构建一个更公平的秩序，就不能简单地接过美国的接力棒，否则我们很可能重蹈其覆辙，同样面临产业流失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共同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的体系，让所有参与者都能接受，避免相互指责。
基于此，我和丁老师等几位学者讨论提出几个方向：
第一，货币体系应回归“硬锚”。1971年至今的五十多年里，全球货币缺乏硬锚，美元可以随意增发而无需兑付。我们主张货币必须可兑付，有实质锚定。 第二，推动“平衡贸易”，而非单向贸易。每个国家都应对自己的国际收支平衡负责，出口多少，也应大致进口多少。按照这个新规则，像如今美国万亿美元逆差、中国万亿美元顺差的情况，两大经济体都应承担调整责任，这才公平。而在现行货币体系下，巨额失衡几乎无法避免。 我在欧洲交流时，常遇到欧洲国家指责中国顺差过大。我的回应是跳出其话语框架，指出中国顺差与美国逆差同源，都根植于1971年以来那个既不公正、也不专业的制度设计——它并非深思熟虑的产物，而是在无路可走时的“软违约”结果。 第三，建立“共同财政”。这相当于构建一个具有实质行动能力和独立财源的新多边协调机制，而不是像现在的联合国那样时常依赖大国会费、受制于霸权。当前世界秩序缺乏一个真正能协调各国、具有合法性和行动力的全球公共主体，而这一空缺长期被霸权所僭越。
美元与黄金概念图
丁一凡：要真正平衡世界发展，货币体系的改革确实是关键的一环。
翟东升：货币体系、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必须协同改革。这又回到了刚才提到的总书记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是中国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是中国作为世界新领导者的角色担当。
我们站起来反对美国的霸凌，就好比美国在问“谁敢惹我？”时，中国站出来说“我敢”，经过一番较量，美国最终不得不服气。现在的情况仿佛是，美国揽住中国的肩膀说：“谁敢惹我俩？”
我观察到，特朗普2025年初还气势汹汹，上一任期对华极为强硬，但到了下半年，可以说全美国最替中国说话、言语中最维护中国的人，反而变成了特朗普本人。
金灿荣：2025年中美贸易战是一个重要事件，可以说中国基本取得了胜利，中美关系进入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新阶段。但这只是百年大变局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正是为了解读这个部分。放眼未来，还有很多方面可以深入探讨：如何维持相持？最终会走向何方？如果面对一个减去美国的世界，中国该怎么办？这些都是新课题。
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们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现在以这本书为起点，先把今年的事情分析透彻，自然会引出许多未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必须开始思考起来，因为中国的责任必将越来越大，这是无法回避的，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翟东升：我们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也要吸取美国的教训。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我们应当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苏联和美国当年各自犯下的错误，如何为世界带来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秩序。
金灿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科学者或人文学者其实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特别多。有些国家本身可能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没有机会去谈论和解决问题。
而中国很幸运，我们是“解决问题者”，并且面对的是宏大的问题。我知道网上有“文科无用论”的说法，这有一定现实背景，但作为文科学者，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所面对问题的价值。
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比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这些问题都极具价值——不仅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也关系到整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责任确实重大。
翟东升：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未来的机会可能比理工科学者更大一些？
因为理工科的学者，第一，在科技上实现领先、进入“无人区”之后，部分人反而可能陷入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以前可以跟着美国的方向走，做得更快、更好；而真正领先之后，前面没有参照了。这是理工科面临的一个情况。
第二，人工智能正在崛起。我观察到，许多理工科教授和博士后的工作正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实验室替代。我亲眼见过整个实验室全由机器人操作，无人值守，实验做得又快又准。他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正被机器人取代。
而人文社科方面，虽然写诗、绘画这类创作似乎比较容易替代，但社会科学——至少在我看来——如战略思维等工作还难以被取代。因为当前的大语言模型或机器人，主要擅长整理资料和基于已有信息的叙述，但在产出突破性、原创性的思想，构想一个从未有过的新世界方面，仍然比较平淡。这些工作，或许正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未来的重要任务。
丁一凡：不过我也经常使用一些AI工具，发现它们是需要“培养”的。事实上，它们能极大提高我们的效率，对社会科学工作者很有用。但使用中也有两面性：它有讨好使用者的一面，也伴随一定的风险。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持续地向它输入、与它互动，它的效率会提升得很快。你不能只丢一个题目就指望它给出完美答案，而是要在过程中不断提醒它：“这里是不是有问题？”“那里是不是忽略了？”通过这样的对话，它会不断进化，提供的内容会越来越精准，越来越符合你的要求。所以我觉得，机器的进步有点像培养学生，但它进步的速度要比学生快得多。
翟东升：说到AI，人工智能领域的中美竞争已是全球焦点。目前真正有资格在这一领域展开竞争的，只有中美两国。大约20年前我在欧洲办智库时，常有欧洲学者笑话我们，说“全世界都用万维网，只有中国自己搞了个局域网”。现在我去欧洲辩论时，常会反问他们：“现在看看，到底谁更短视？”
正是因为中国拥有自己的互联网生态，才孕育了大型互联网平台和巨头；而这些平台和巨头，又为自主研发AI提供了基础。我常问他们：“你们的AI在哪里？你们没有自己的AI，正是因为缺少自主的互联网体系。”所以我一直试图启发欧洲同行：要想赶超，不能只靠监管，归根结底必须培育自己的“种子选手”。
“种子选手”如何培育？不仅需要资本市场，更需要数据，而这些都离不开大型互联网平台。因此，欧洲终究需要重建自己的互联网。我感到部分欧洲政治人物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关于中美AI竞争，我再补充几句最近的思考。我认为双方策略有所不同。过去十年，美国感受到中国在各领域的全面追赶，自身优势不断消减，因此产生了强烈的焦虑。焦虑之中，他们需要抓住一些“救命稻草”，寻找新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AGI（通用人工智能）。他们希望通过AI发展，再次拉开与中国的差距，重建不可逾越的优势。这可以说是美国精英阶层寄托的民族希望。
而中国的策略，在我看来，是“以正合，以奇胜”。在正面，我们走的是“AI plus”路径——将AI深度应用到各个产业领域，让AI成为每个行业的“老师傅”，推动全面升级。同时，我们也派出一支“奇兵”。这支“奇兵”是什么？就是我们的DeepSeek、豆包等大模型。当美国试图将AGI塑造成高价产品推向全球时，我们通过开源或低价策略，实际上是在挤破这个泡沫。所以我认为，目前中美在AI领域的对抗各有优劣，态势仍在动态发展中。
丁一凡：我认为可以用上一轮互联网的发展为例，来解释当前中美在AI领域的竞争。实际上，当年美国在互联网起步阶段大幅领先中国乃至世界，但那时技术虽好，应用场景却有限。我记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评论家克鲁格曼当时就曾说，互联网对整个经济的刺激效果不会超过整体经济的20%，因为当时互联网主要局限于办公室使用。后来互联网之所以能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离不开一系列配套技术与设施的发展，包括无线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以及4G、5G等网络的建设。
如果没有这些后续的基础设施支撑，互联网如果仍然停留在最初通过办公室光纤连接的状态，它对经济、生产以及生活方式的改造作用将非常有限。正是后来这一整套配套体系，才让它真正发挥出巨大能量。也就是说，无论现在如何想象AI或AGI的未来，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体系将其落地，它也不可能产生预期中的巨大效果。AI要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的改造，实际上高度依赖于电力、算力、网络等后续基础设施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底层支撑，AI说到底也只是一个工具，并不能大规模地改善我们的生活。
翟东升：您提到互联网，让我想起90年代末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财政曾出现过一年盈余。其背景正是美国开创了互联网技术——尽管那时的互联网用户规模不大，应用也有限，但由于它代表未来方向，全世界都害怕落后，因此纷纷高价购买美国的互联网服务和产品。这使得美国经济表现强劲，甚至实现了财政盈余。
而这一次，美国试图再次高价出售代表未来的人工智能服务，特别是超级人工智能，却遇到了中国推出的开源或低价方案。这导致美国难以维持高定价，也因此产生了新的焦虑。
金灿荣：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当前实质上是在“赌国运”，认为战胜中国的关键就在于人工智能。最近有数据显示，美国的主要投资都集中在与数据相关的领域；如果剔除这部分投资，其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甚至低于日本和欧洲。这背后确实存在问题。如果到2026年，相关投资仍然看不到明确的盈利前景，股市泡沫可能会破裂。一旦大数据投资热潮消退，美国整体经济就可能面临困境。
翟东升：我观察美国资本市场的周期，标普500指数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即市盈率。二战以来，该指标的上升周期通常持续约18年，期间伴有调整。最近一轮上升周期始于2009年2月，至今已超过16年。周期分析虽带有一定不确定性，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警示：是否再过两年左右，市场又将步入下行阶段？
最近我与投资界的朋友交流时，也提醒他们注意这一风险。中国的发展事实上在逐渐化解美国的泡沫压力。2026年5月美联储可能换届，若随后开启降息加速周期，或将对美国资本市场形成支撑。但另一方面，其泡沫已进入后期阶段。因此，2026年的中美博弈，尤其是围绕AI的竞争，将成为长期斗争中的重要背景。
另外，我最近在与美方接触时，感觉相比新冠疫情时期，美国对华态度似乎有所缓和。与多家美国智库学者的公开及私下交流，以及一些公开的民调数据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在边际上有所改善——我们确实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认可。尽管总体印象仍偏负面，但相比前几年已有缓和。
美国股市标普500过去100年的市盈率变化图。
金灿荣：是这样的。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有篇文章，作者罗伯特·曼宁提出了一个归纳。他说美国当前正进入对华情绪的“愤怒五部曲”中的第三阶段。
按照西方心理学理论，人面对一个新事物通常有五个阶段：第一步是否认，拒绝接受对自己不利的新事实；第二步是承认事实存在，但认为其中有问题；第三步是讨价还价（bargaining）；第四步是沮丧（depression）；第五步才是接受（acceptance）。曼宁认为，美国精英层在对华认知上已进入第三阶段，即“讨价还价”。之前他们经历过一段否认期，比如认为“中国奇迹”是假的；后来承认事实，但指责中国“偷窃”技术；如今则进入讨价还价阶段。
至于后面两个阶段何时到来，他并未断言，只强调当前已进入讨价还价，并且分析认为特朗普实际上加速了这个进程。正因为特朗普是商人出身，意识形态色彩较弱，才可能更快地将中美关系推到这一阶段。如果换作意识形态强烈的领导人，这一过程或许会更慢。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对中国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阶段的特点展开谈判。中国本身是灵活、务实国家，善于也愿意在讨价还价中做出适当让步。大国外交最重要的是务实。若遇上死守教条、只讲原则的对手，反而难办。而利益是可以协商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感觉可能是对的——中美关系大致进入了讨价还价阶段。接下来双方若能平心静气坐下来，就具体事务进行协商，将有助于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
翟东升：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中美关系正在筑底、甚至可能开始回升？如果我们能通过讨价还价达成比较好的交易。
金灿荣：这里存在不确定性。因为美国2026年将举行中期选举，如果特朗普输了怎么办？建制派那些人未必愿意认真讨价还价。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临近2025年底，美国已举行了几场地方选举，比如佛罗里达某市长选举，更早一些还有纽约市长选举——那位市长不仅是自由派，在美国政治光谱中甚至属于“极左”的社会主义者。
可以这么说，2025年前几个月特朗普那套“王八拳”把民主党打懵了，但现在民主党似乎正在恢复势头。如果2026年他们重整旗鼓，而特朗普没有重大政策失误，他确实有可能输掉选举。一旦如此，之后两年的走势就不好说了。所以趋势是好的——中美进入讨价还价阶段，但具体实施起来障碍仍然不少。
翟东升：这些障碍主要源于美国的内政。我补充两点最近与美方交流中获得的信息。第一，特朗普圈子的人在私下沟通中曾表示，委内瑞拉“必打”。我问他们，禁毒真的那么重要和紧迫吗？他们私下透露，毒品只是借口，委内瑞拉非打不可，但并未细说原因。结合刚才讨论的内容，我在想这是否可能与缓解美国财政困境有关——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原油储量，而共和党传统上与西部能源集团、传统石油圈关系密切。
我猜测，若能在委内瑞拉实现政权更迭，美国或许能获得原油开采权等相关利益，从而在财政上获得一大笔收益。这可能是其背后的考量之一。从地缘战略看，这体现美国回归西半球的战略收缩逻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有财政上的算计。当然，这种做法与其传统价值观已完全是赤裸裸的背离。
另一方面，正如刚才所说，特朗普若输掉中期选举或下次大选，将面临巨大麻烦，可能遭到各种法律和政治手段的报复。
金灿荣：那会是更大的危险，毕竟美国拥有200多年的自由主义传统......
翟东升：他能否接受这样的结果？如果不能接受，真的引发内战，美国分裂成USA和USB，那将是更大的危险，也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动荡。丁老师，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丁一凡：我认为中美关系目前已进入一个僵持阶段。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改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实力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中国并非他们原先想象的那么脆弱。
另一方面，美国媒体的格局也在变化。美国社会日趋老龄化，传统上依赖主流报纸、电视新闻等媒体，但最近互联网和自媒体影响越来越大，而在自媒体上对中国的评论往往相对更正面一些，这会影响普通民众的看法。
因此，在民意调查中，同情中国、甚至某种程度上认同中国发展模式的比例有所上升。这背后既有左派也有右派：左派称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右派则赞扬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中央集权效率，认为美国应当学习。虽然左右立场不同，但都催化了民众对华看法的变化，使其不再那么千篇一律、固执于偏见。
此外，中国的商业和媒体，包括TikTok以及差点被禁后引起更多关注的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也在渗透美国社会，影响着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加上来华的美国人越来越多，这些因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基层民众对中国的偏见。
翟东升：照您这么说，会不会将来出现一个起初听起来有些滑稽的局面：过去中国学习全世界——学欧洲、学美国、学日本甚至学新加坡，而现在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将来有一天，美国左右两派却都提出要学中国，尽管他们想学的内容可能完全不同。是否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丁一凡：我记得以前就有这么一句话：等到中国真正强大之后，不用中国自己去说，自然会有些外国人主动来构建各种各样的中国发展理论，他们会替中国论证、阐释中国为什么会成功。
翟东升：好的，谢谢。今天我们用近两个小时时间介绍了一本新书——这本书由金灿荣老师领衔，丁一凡老师等多位作者共同呈现，我也荣幸为之作序。我们围绕相关主题展开了非常有意思的讨论。谢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