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号、1月29号，间隔半个月，境外势力接连出手，目标直指中国军事基地和国防机密。
境外间谍的野心，已经藏不住了，明目张胆搞破坏。
近一段时间公开披露的两起案件显示，境外情报活动的手法越来越细，目标越来越明确，重点盯着军工单位、军事基地周边和各类可能涉及国防安全的数据。
1月14日和1月29日相隔不到半个月，两次披露的情况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境外势力在用不同方式获取中国的国防信息，有的直接盯人下手，有的借着正常业务的外壳在敏感区域布点采集数据。
1月14日披露的案件里，涉事人员郭某是军工企业的项目经理，掌握重点项目情况，还负责出国验收工作。
郭某在海外出差期间被人盯上，对方以商务合作的名义接近他，安排高规格接待，提供吃喝玩乐和各类便利，还刻意制造不正当关系，让郭某在心理上放松警惕。
随后对方拿到相关偷拍视频和证据，转而进行威胁勒索，逼迫郭某配合提供涉密信息，郭某在压力下选择屈服，开始向对方泄露国家秘密和内部情报。
更严重的是，郭某并没有止步于个人泄密，他利用手里掌握的职权和关系，在单位内部拉人下水，把同事陈某和黎某也卷进来，形成了分工明确的窃密链条。
有人利用工作权限接触核心资料，有人负责整理汇总，有人负责翻译和对外传递，最后通过隐蔽渠道把信息传到境外。
相关披露显示，泄露内容涉及多份秘密级国家秘密和多份情报材料，这类资料一旦外流，影响的不只是某个项目本身，还可能影响装备研发、部署评估、战术推演和安全防护安排。
从郭某案可以看到，境外情报机关常用的套路就是先用利益和情感手段降低防备，再用把柄控制目标，让对方从被动变主动。
很多人以为自己只是在应酬或社交，但一旦落入对方圈套，就会被迫持续配合，直到被彻底控制，个人的一次松懈，会演变成长期的安全风险。
1月29日披露的另一类情况更隐蔽，涉案的是一家带有中外合资背景的公司，被称为A公司，它对外打着农业服务、气象观测、助农增产的旗号，在一些地区建设所谓的气象观测站或探测设备。
表面看这类设施很常见，很多地方也确实需要气象数据做农业生产管理，但问题出在选址和数据流向，A公司把设备布设在军事基地周边等敏感区域，采集的数据不仅能反映天气情况，还可能为军事行动提供重要参考。
气象数据在现代作战中并不简单。风向、风速、气压、湿度、能见度等参数会影响飞行器起降、雷达探测效果、通信稳定性、导弹弹道修正、无人机航线规划等。
长期、连续、精细化的气象数据结合地理信息，就能形成对特定区域的环境模型，对于外部势力来说，这类模型可以用于研判行动规律和评估窗口期，也可能用模拟推演，敏感区域的环境数据如果实时外传，风险会进一步放大。
披露信息提到，A公司的外资股东背景复杂，与欧美军工体系存在关联，其相关人员还涉及北约体系任职或联系。
更关键的是，这些设备采集的数据并没有按规定留存在国内、接受监管，而是通过内置模块直接传到境外服务器。
这样一来，数据从采集开始就绕开了国内管理链条，外部势力能够长期稳定获取敏感区域的环境信息，隐蔽性强，持续性强，成本也低。
另一个是不依赖策反人员，直接通过企业外壳和设备布设，在敏感区域采集数据并自动外传。前者靠人性的漏洞，后者靠监管盲区和公众对设备用途的误判，两种方式都指向国防安全，都有可能造成长期损害。
案件的处理结果也被公开，郭某因间谍罪受到重判，被判有期徒刑10年并剥夺政治权利3年，相关同案人员也被依法追责。
A公司在敏感区域布设的设备被依法处置，相关违法活动被查处，公司受到处罚，这些结果说明国家在反间谍和安全监管方面的力度在加强，也说明相关行为一旦触碰底线，后果会很严重。
国防信息一旦流出，对方就能据此调整研判和策略，相关单位可能需要额外投入去补漏洞、改流程、换方案、做反制，对个人来说，坐牢可以抵罪，对国家安全来说，风险需要更长时间来消化。
这类案件也提醒一个现实，安全风险并不只出现在战场和边境线，很多时候就藏在日常工作和正常业务里，出国出差的接触、合作交流的邀请、看似普通的设备建设、看似无害的数据采集，都可能成为突破口。
涉密单位和关键岗位人员需要更严格的纪律和防范意识，地方在引进企业项目和建设各类观测设备时也需要更细的审查和更强的监管，尤其是涉及通信、定位、气象、测绘、无人设备的项目，更要看清投资背景、数据去向和技术细节。
普通人也不是完全无关，有人在社交平台晒行程、拍摄敏感设施，有人对陌生人的异常热情不设防，有人对周边突然出现的设备不当回事，这些都可能被利用。
信息时代的安全防线不仅靠部门，更靠每个人对风险的基本判断和对规则的基本尊重。
这两起披露的情况说明，境外势力对中国国防信息的兴趣没有减弱，手段还在升级，防范这类活动，既需要法律的震慑，也需要制度的堵漏，还需要把安全意识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项目和具体环节上。
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类似风险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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