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盛夏的一个夜晚，北京西长安街灯火寥落。总参办公大楼的走廊里，二十八岁的李必达在昏黄灯光下摊开信纸，犹豫再三，仍写下那封后来搅动高层风云的密信。没人想到，这位干练的年轻秘书，竟会用笔墨在军政漩涡里划出一道难以磨灭的裂痕。
李必达的命运似乎从小就被握在别人的手里。二十年前，他出生在湖北孝感的一个贫农家庭，排行最小，上有八个兄姐。家里断炊成家常便饭，父亲又早逝，母亲咬牙把他过继给同县一户李姓富户，想给孩子留条生路。谁知土改风暴来袭，那户“地主”一朝被错划，连累小必达也尝足了饥寒。有人说，这段灰暗岁月成了他练就坚韧性格的炉火。
饥饿没有磨灭求知欲。课堂上，他写得一手蝌蚪般的小字，被老师当作反面教材贴在黑板上示众。那一刻的羞赧，让少年暗暗发狠：字不能丢人。自此，他每日饭后蘸水临帖，往往深夜才合眼。到五年级，粉笔字、毛笔字已成班里数一数二，高士英老师干脆把黑板报全权交给他。
一九五二年，高考录取榜贴出，中南政法学院里出现了这个瘦高个的名字。校内图书馆常能看见他左手托书右手握笔临碑摹帖的身影，写累了就背诵《尚书》。同学笑他“半个古人”，他只摇头：多学一分就多一分底气。毕业分配时，他顺利进入广州军区政治部，被称“文化骨干”。
面对稠密的作训安排，他仍抽空写大字报。于贯文——当时的团政委—瞧出了门道，逮住机会向司令黄永胜推荐：“这小伙子能文能武，还懂诗书，首长正需要这样的人。”黄永胜一见李必达，先端详字帖，再聊古诗，随即点头带走。二十八岁的李必达就这样成了总参谋长的贴身秘书，风头一时无两。
然而北京空气并不宁静。杨、余、傅事件后，军中山雨欲来，林彪、江青两股力量暗中较劲，黄永胜被推到漩涡中央。李必达日夜随行，目睹权力的暗流，心里升起退意：“留在这儿，迟早被裹进去。”他婉转提出下基层，却被劝去北京卫戍区值班。几番推辞无果，他被直接发配到锅炉房——煤灰与汗水掩住了曾闪亮的肩章。
就在锅炉房里，他意外掌握到林彪身边某些敏感动向。思前想后，他决定把情况写成密信，准备交温玉成司令转呈中央。信中措辞克制，却直指林彪谋划。温玉成接信时只淡淡一句：“林副主席可能误会了我”，李必达心头咯噔。这才意识到自己或许投错了门。
不敢耽搁，他连夜再写一封，托另一名可靠的首长秘书直接送往毛主席办公室。临封口前，他写下“军情紧急”四字，用红铅笔重重圈出。几日后，得到回电确认信已送达，他长舒一口气。那两封信在高层迅速发酵，成为审视林彪集团的重要砝码；也正是这股压力，使得林彪更早动身筹划出走。
风暴转向了写信的人。一九六九年，李必达被关进广州军区看守所。石灰墙、铁栏杆、日夜审讯，再加上肾结石剧痛，几乎把他摧垮。机缘在于，有人查到他信中关键情报的真实性，他才得以在一九七一年秋被释放，调入总参军训部，官复原职。那一年，林彪坠机蒙古温都尔汗。
摆脱牢狱之后，他格外珍惜军装。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他自请赴边，负伤轻微，却在行军间隙还不忘夹着宣纸练字。战后回京，他转业至司法部，一路做到办公厅副主任，再到商标局和企业注册局，算得上重归正轨。朋友取笑他：“你呀，从前写字救命，如今写字救心。”
二〇〇一年退休，李必达彻底放下公函电报。那年深秋，他在东四胡同的小院支起长桌，每日鸡鸣即起，提笔写《兰亭序》、写《出师表》，其间夹着自撰的七绝。邻居常听见他轻声念：“笔随心转，墨由意行。”书卷气混着松烟香，一墙枯藤也显得生动。
有意思的是，他从不自称“书法家”。朋友邀他开个人展览，他连连摆手：“字是写给自己看的。”直到那位文化公司总经理抬着一沓作品拜访，说老父最爱其行草，一语打动他——字既能慰己，亦能悦人。翌年十一月，中国美术馆举办“李必达书法展”，楷、隶、行、草、甲骨、东巴，一应俱全，观者逾千。
他的笔墨风格，行家总结出几条：吸收多家，落笔却自成面目；行书最见功，笔断意连，似水急流；主题多取励志格言与古文警句；每展因地制宜，北京写“家国”“职守”，回乡则挥毫“孝悌”“耕读”。这种“接地气”的选材，让许多工人、老兵在宣纸前驻足良久。
晚饭后练字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他常用旧报纸打底，先运笔再铺宣纸。有人问他成功秘诀，他笑答：“别怕写坏，写坏当柴烧火。”这句略带湖北口音的俏皮话，总能引来满屋笑声，却道出千锤百炼的苦功。
如今的李必达，鬓发早已银白，背脊依然挺拔。每逢书友前来切磋，他泡一壶老枞水仙，端坐案前，展开尺幅：“墨汁别省，纸别怕浪费，手要松，心要净。”话音不高，却透着在大风大浪中摸爬滚打后的淡定。
他不谈往昔的是非，更不愿评价当年的恩怨。在他看来，那两封信早已化作纸灰，真正陪伴他的，是一管狼毫与案上那块旧砚。有人感慨世事难料，他摆摆手：“风雨淬骨，总要留点痕。字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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