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在日本政治语境中,“二流国家”是一句极少被公开说出口的话。它过于刺耳,也过于沉重。正因如此,当这句话从执政党高层、小林鹰之的口中被直接抛出时,其冲击力远不止于一则竞选表态。它像是一记冷水,浇在长期习惯于“技术先进、秩序稳定、实力仍在”的日本社会认知之上。这个曾经定义“发达国家”标准的经济体,正在被迫正视一个不愿面对的问题:日本是否正在缓慢而确定地退出一流国家行列。
小林鹰之的表态并非凭空而来。过去十余年,日本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崩溃,而是停滞。名义增长乏力、产业创新不足、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这些问题并不新鲜,却被持续容忍。日本社会以高度稳定抵消了增长焦虑,也在某种程度上,用秩序感麻痹了对衰退的感知。当“还能维持”的心态成为主流,真正的危机往往已在积累。
他所点出的两个关键词——人力资本和高科技,恰恰是日本过去成功的根基。战后日本的崛起,依靠的是工程师群体、制造业体系与持续的技术改良能力。然而今天,这一优势正在悄然流失。人口老龄化加速,青年人口减少,终身雇佣制削弱了人才流动,高端科研投入在全球竞争中显得力不从心。更严峻的是,日本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一轮技术浪潮中,已明显落后于美国,也被中国迅速追近甚至超越。
问题并不止于经济结构,更深层的困境在于政治决断能力的衰退。小林鹰之将矛头指向“如果现任政府不采取果断行动”,本质上是在承认,日本并非没有资源,而是缺乏使用资源的勇气。长期以来,日本财政政策在扩张与保守之间摇摆,货币政策几乎走到极限,却未能带动结构性改革。改革的代价被不断推迟,风险则被不断转嫁到未来。
在这个节点上,高市早苗选择提前解散众议院,使得这番警告具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选举不只是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是对国家方向的一次集体判断。“二流国家”的说法,既是对选民的震撼提醒,也是对体制惯性的公开挑战。它暗示着一种不安:如果继续沿着熟悉却低效的道路前行,日本将不再拥有选择的余地。
放眼国际,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愈发严峻。全球产业链正在重组,技术封锁与地缘竞争加剧,一流国家的门槛正在被重新抬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仅靠过去积累的品牌、制度和信誉,已不足以维持地位。一旦核心产业竞争力下降,国际影响力与安全保障能力也将随之缩水。“二流国家”并非侮辱性的标签,而是一种现实描述:在规则制定、技术标准和资本流向上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塑造。
值得注意的是,小林鹰之呼吁的并非单纯刺激,而是“负责任、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对无差别保守主义的否定。财政纪律如果演变为对变化的恐惧,本身就会成为衰退的加速器。日本真正需要的,是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向未来产业、教育体系与科研基础,而不是继续用补贴维持既有结构的体面。
这场选举,或许无法立刻决定日本是否“滑向二流国家”,但它至少撕开了一层长期存在的自我安慰。一个社会开始公开讨论自身的下行风险,本身就是转折的前提。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承认衰退,而是否认变化。
当执政党高层不得不用如此沉重的词汇来警示未来,日本所面对的,已不是普通的经济周期波动,而是一场关于国家定位的抉择。是继续在稳定中缓慢下沉,还是承受阵痛、重新定义增长路径,这个问题正在从政策文件走向选票。从这一刻起,日本无法再假装时间仍然站在自己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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