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长。
人类历史长河中，众多古文明相继灭绝，为何犹太、古希腊、印度和中国文明却能浴火重生？其核心在于“超越突破”——一种在文明漫长衰落后，价值系统脱离社会结构而独立存在的深刻转变。
金观涛老师指出，这些文明各自走上了独特的超越之路：犹太文明依靠外部救赎，印度文明追求内心解脱，古希腊文明探索认知理性，中国文明则致力于内在道德完善。它们以不同方式回答了生命的终极意义，并催生了不依赖于社会的普遍观念。
正是这种突破，使得文化得以超越具体社会的兴衰而延续，个体意识由此觉醒，并持续塑造着传统社会乃至现代世界的伦理、法律与政治形态。轴心文明的历史，实为人类精神独立并反塑社会的壮阔历程。
图： 提埃坡罗 《 行星和大陆的寓言 》
轴心文明的四种超越之路
文/金观涛
共同点之一：灭绝对古文明的筛选
以色列在灭绝文明堆里兴起，古希腊超越突破是迈锡尼文明衰落的结果，而在迈锡尼文明前有克里特文明，这是灭绝文明。印度有哈拉帕文明，雅利安人是在其废墟上实现超越突破的。中国周朝之前是商朝，商也是一个灭绝文明。
这些灭绝文明和发生超越突破的古文明是什么关系呢？超越突破肯定从更早的文明中继承了某些遗产，但究竟是什么，却难以得知。
中国商代和周代的关系就是典型例子，目前解读出的甲骨文不到总数的一半，甲骨文和金文的关系也不是那么明朗。我们对商代发生了什么不太了解，对商代文明如何影响周代文明亦不甚了了，甚至不能肯定商文明是不是崇拜祖宗的文明。
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发生超越突破的文明与灭绝的古文明相比，二者的普遍观念和社会结构一定有很大不同，否则我们不能解释为何超越突破没有在它之前更早的古文明中发生。
这些发生超越突破的古文明都有一个漫长的衰落期，超越视野就是在这漫长的衰落过程中形成的。从公元前1200年犹太人出埃及，到《旧约》出现，中间的过程长达700年。从迈锡尼文明衰落到古希腊城邦兴起，中间过程起码有400年。印度超越突破的过程也十分漫长，后吠陀时代就有400年，加上吠陀前期，中间过程在700年以上。在中国，西周存在了200多年，周王室迁都以后，东周力图保持西周的制度，但因内部纷争而衰落。
东周“礼崩乐坏”的过程就长达500年，加上西周文明存续的时间，中间过程亦是700多年。古文明灭绝的原因是内部无组织力量不断增长，再加上天灾、蛮族入侵，使原本奄奄一息的文明走向衰亡。部分文明的衰落时期相当漫长，其前提是这一文明本身的无组织力量增长得并不快，其衰落时期正好没有强大的外来入侵。这些条件使得它有足够长的时间让自身价值系统发生变化，产生不由社会行动所维系的普遍观念。
图：鲁本斯《法厄同的坠落》
这些共同点综合起来，说明发生超越突破的文明是从大量灭绝文明中筛选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人类社会对文明灭绝的响应。人类只要发明文字，就能利用文字表达普遍观念，建立跨地域文明；在文明兴起、演化和灭绝的一波又一波的轮回中，总有少数文明的普遍观念会从社会行动与普遍观念互相维系的网络中跳出来，获得独立的传播能力。这就是超越突破发生的原因。
历史学家鉴于不同超越视野的核心文献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之间成形的，认为所有超越突破都是在这600年间发生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四种超越突破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什么原因导致它们差不多同时在世界上出现呢？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只要把这些文明漫长的衰落期都算上，就可以发现它们并无时空上的必然联系。
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的超越突破分别开始于公元前13世纪。犹太文明则更早，中国文明要晚一些。不同文明超越突破的完成时间亦不一样。即使天灾等因素促使不同古文明同时衰落，导致两种超越视野同步起源，这也只是偶然相关。实现超越突破的文明在时间上和地域上没有本质上的联系，这说明超越突破在大量古文明衰亡过程中涌现的随机性。
换言之，正因为经过超越突破以后的文化是不死的，它可以在其他文明灭绝时保存下来，所以文明演化的结果必定是超越突破。这是文明灭绝过程中进化法则的体现。
共同点之二：独立于社会的普遍观念
实现超越突破的文明另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社会结构特殊，它们和大多数古文明不同。古文明基本上都是神权政治，神和政治连在一块儿、不可分离。而四种超越视野的文明，不是社会结构及其命运独特，就是社会普遍观念或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的关系与众不同。正因如此，该社会的衰落、解体才会导致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的分离。
以色列社会在一开始似乎和漂泊寄居有不解之缘。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时已萌发救赎观念，出埃及后一度建立神权政治，耶和华最早的形象是战神。以色列一旦衰落，就放弃神权政治，救赎观念不断发展。超越突破在以色列发生，和该文明最后成为寄居文明直接相关。
以色列人一会儿跑到埃及去，一会儿臣服巴比伦，后来又生活在罗马帝国中。他们如果要在寄生于别的文明中的同时，保持自己的价值系统不灭亡，就需要该价值系统具有独特性，救赎观念正是这样一种价值系统。救赎宗教和寄生在别的文明中的社会是同步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救赎宗教只能在犹太民族中孕育，然后才能独立发展。
认知理性在古希腊文明中起源亦和该文明独特的社会结构有关。古希腊是移民社会。何为移民社会？它是原有社会被分解为个体（家庭）之后，由个体所建立的社会。原有社会的普遍观念在社会被分解成个体（家庭）、再由个体（家庭）组成城邦时发生蜕变，正是该过程催生了认知理性的起源。
可以想见，一个个移民拖家带口，到海边寻找新居所，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强大的国家。移民建立的古希腊城邦一开始是很小的社会，大约几千个体，最多不过上万人。这样的小社会在古文明中很少见。在这些移民社会中，个体（家庭）和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远比其他古文明小，其后果是个体的独立思考和言说可以强有力地塑造普遍观念。言说理性和科学认知从此诞生。
图：柯罗 《俄耳甫斯引领欧律狄刻从冥界归来》
古希腊宗教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祭司阶层。迈锡尼文明有没有？从《荷马史诗》看，似乎也没有。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特点在移民过程中被强化了。没有祭司阶层，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机构来保持信仰的不变性，及其与政治不可分离的关系。
这样，随着城邦建立，宗教和政治的分离过程在不同城邦中开始出现差异。每一个古希腊城邦的神在原则上都是不一样的。虽都有宙斯、阿波罗、雅典娜，但是他们的名字不完全一样。宙斯有19个名字，阿波罗有15个，雅典娜有17个。罗马的神的名字就和希腊的不一样，都是一个神，为什么不一样呢？因其来自不同的城邦。没有祭司阶层是神人同形的宗教中神和人分离的前提。
城邦的建立亦是神人同形的宗教在言说中不断被重构的过程，它容易导致宗教理性化。在某种意义上，理性化是思考个体化的结果。两夫妻在吵架，吵得很热闹的时候，他们不会有理性，在分开后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冷静、理性了，理性化需要人从群体行动中走出来，思考普遍观念。
当古希腊神人同形的宗教被转化为每一个城市自己的想象时，理性化过程就在某些特殊城邦和个体中萌发了。众神原本与国王、祖先和英雄同在，当英雄成为人，神也就变成人可以认知的自然力量，自然哲学和悲剧在言说重构史诗和神话的过程中兴起。
印度发生超越突破是因为它是种姓社会。种姓社会在古文明中很特别。奴隶被奴隶主压迫得很惨，但还有解放的时候，种姓社会中的种姓压迫则永无解除的可能。不同种姓的分工不同，不同的社会分工互相依赖。印度各种姓同住在村社里面，单个家庭不能搬出去，因为一搬出去就活不了，一个种姓不能离开其他种姓而生存。随着人口的增加，印度出现了人口高度密集的村社，印度农业走向精耕细作甚至发生内卷化，这都和种姓制度把全社会的人捆绑在一起有关。
试想一下，在种姓社会的束缚和压迫中，大多数人生活得极为痛苦且永无出头之日，解脱离苦的观念只要萌发，立即成为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人类文明中，很少有社会如印度那样，人们会因死亡来临而欢欣鼓舞。解脱宗教认为此世皆苦，主张在离世中寻找解脱，这一方面使种姓制度可以容忍，另一方面使生命的视野及意义和社会无关。社会越动荡，文明越衰落，舍离此世的解脱宗教越有生命力，所以解脱超越视野在印度种姓社会中形成也有其必然性。
中国超越突破的发生，也完全出于周代社会制度的独特性。周人以血缘亲疏为等级，将其等同于伦理，然后用宗法制把人民动员进亦民亦兵的组织中，再通过征战建立跨地域文明。分封把宗法等级变为道德政治的基础。
在人类古代社会里，很少有文明会把等级、血缘和伦理连在一起。这一特殊社会结构衰落的后果是，伦理先与政治制度分离，然后以家庭为载体。战国时代，大家族逐渐解体，随着国家实行编户齐民，宗法家族向核心家庭演化，道德载体的单位也就越来越小，道德最后从社会中脱离，成为个体的追求。
退而瞻远：个体意识的起源
在上述四种具有独特社会结构的古文明衰落过程中，包含超越视野的普遍观念一步步脱离于社会，成为不依赖社会的独立存在。希伯来宗教的救赎、印度宗教的解脱都是靠价值目标离开此世，并最终独立于社会；古希腊追求知识和中国追求个体道德完善亦都不需要社会，因此超越突破的发生在本质上是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相剥离的过程。
文明的建立是因为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的形成，社会行动通常由普遍观念驱动，普遍观念的存在则需要社会行动来维系，两者不可分离。于是，社会行动的解体亦是普遍观念的衰亡。只有那些可以和社会行动剥离的价值才会永远存在，故超越突破是不死的普遍观念的起源。
既然超越突破是那些可以独立于社会行动和组织的普遍观念的出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超越突破的本质是个体意识的起源。为什么？普遍观念需要载体，一开始囿于普遍性，载体只能是社会。超越突破的发生意味着社会不再是其载体，这时它才不会因社会解体而灭绝，但普遍观念的存在必须有载体，这个载体只能是个体（Selfhood）。
在超越突破发生前，社会中是不存在个体的；正是这些不依赖于社会而存在的普遍观念创造了个体。从此以后，个体可以凭借超越视野从社会中走出来，这些普遍观念维系着个体的存在。与此同时，它又可以转化为社会行动和组织。
根据上面的讨论，超越突破亦可以被定义为古文明衰落时，这些文明中的个体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可以独立于社会的普遍价值。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曾对“超越”（Transcendence）作过一个解释，指出它是“退而瞻远”（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Beyond）。
张灏进一步将超越突破归为发现现实世界之外的终极真实，它可以凌驾于其他领域的价值之上，作为社会价值的基础。这些说法有点含混。人如何可能退而瞻远呢？什么是现实世界之外的终极真实？又如何让它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以形成正当性的最终标准呢？
我认为，超越突破的准确定义是人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的生存意义（或价值）。“退”就是从社会中退出，“瞻远”就是不去看人每天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去寻找那个不依赖于社会存在的目标，以它作为生命的终极意义。
图：科尔《生命之旅：成年》
既然超越突破的本质是人从社会中走出来，追求不依赖于社会的价值。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性质进行理论概括了。因为价值目标只有“在此世”和“不在此世”这两种可能，而且一种价值目标的达成如果不依赖于社会的力量，就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靠个体内心的力量，另一种是依靠非社会的外部力量。
何为非社会的外部力量？对神秘不可知力量的依赖是一种，对自然法则的认知是另一种。普遍价值的目标和手段各有两类，两两组合有四种可能，由此我们得到超越视野在理论上的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目标不在此世，达到目标依靠外部神秘力量，这两种要素之组合为第一种超越视野。即人依靠外部神秘力量离开此世，救赎宗教即属此类。
第二种是目标不在此世，但达到目标依靠个体内心的力量，它们形成之组合为第二种超越视野。和第一种对神的皈依不同，它是自力解救即解脱的意志。印度宗教是这一类的典型。
第三种是目标在此世，达到目标依靠非社会的外部力量，此世之外部力量不可能是神，只能是对自然法则（或外部规则如法律）的认知。这两个要素之组合为第三种超越视野。古希腊认知理性即第三种类型。
第四种是目标在此世，达到目标依靠个体内心的力量，善是每个个体凭内心可以判定并实现的。这两种要素之组合为第四种超越视野。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及对其反思开启了第四种类型（表一）。
表一：超越视野的四种类型
理论分析证明，超越视野只有四种类型。因为目标只有两种不同类型，达到目标的手段亦只有两种不同类型。两两组合最多只有四种可能性。换言之，当个体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时，只有这四种不同方向的追求与“可独立于社会”这一前提相契合。任何一种立足于个体、不必求助于社会的价值追求必属于这四种方向之一。
那么，有没有超越视野处于上述四种基本类型之间呢？如某一种宗教，其价值方向是离开此世，但所用的方法是依靠外部力量和自己修炼的混合。这些类型是存在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波斯的祆教，其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救赎而非解脱，但能否被神救赎却取决于个体的善恶，它是修行的结果。
换言之，祆教是T1和T2的中间形态。当发生文明融合时，亦会出现类似的中间形态的宗教。这些宗教中，T1和T2所占的比例不同，通常以某一种为主，故可归为四种基本形态之一。当T1和T2的比例相等时，它会在发展中消失，或被撕裂，各部分被纳入四种典型的形态，故我不单独处理它们。祆教在波斯文明解体后，分别被纳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
基于个体的普遍观念的出现对文明的进一步演化极为重要。建立在超越视野之上的文明不会因为社会解体而灭绝。超越视野中的普遍观念以个体为载体，它可以通过个体传递，可以离开社会并自我复制和独立演化，不死的文化传统出现。以后形成并延续到今天的文明均由以超越视野为价值核心的文化塑造而成。
这些文化价值系统虽在社会演化中不断变迁，但一直包含着超越视野的基本核心。正因为超越视野的存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可以通过阅读文献追溯过去的观念，重演其支配社会行动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使得历史反思意识得以形成。
更重要的是，凭借这些不死的普遍价值，人可以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意识到个体的存在，社会意义上的个体意识起源了。文明从来都建立在普遍观念之上，但当普遍观念不能独立于社会存在时，人的任何普遍意识都是社会整体意识。这时的社会虽是由个体组成的，但这时的人不能意识到个体是社会的基础。
正因如此，基于个体（而不是社会）的普遍观念一旦起源，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便发生了。这就是人意识到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个体意识从此开始塑造社会，并决定了文明的形态和演化方向。
虽然一开始独立个体组成社会只是超越视野价值对人际关系的建构和理想社会的想象，实际发生的是超越视野中的价值对新社会有机体的塑造；但随着轴心文明中超越视野的演化，人终有一天会发现能够建立一个每个个体可凭自己意愿改变的社会，现代社会的起源是不可抗拒的。一个新的时代从此开始。
轴心文明：超越视野对社会的塑造
超越视野对社会的塑造可从两个方面讨论。一是用超越视野中的价值和目标直接建立实现它的共同体，社会基本细胞和由它们组成的有机体出现，传统社会代替古文明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二是通过超越视野及不同超越视野的融合影响法律、道德和个体间的交换以造就新的社会形态。
第二方面的影响比第一方面的影响更为长远。在任何历史阶段，把个体组织成社会共同体原则上不能离开法律、伦理、人对权力的服从和个体之间的交换。既然人本质上可以成为独立于社会的个体，这是由超越视野所规定的，那么超越视野对社会的塑造必定表现在它对法律、道德、服从权力的方式和个体间交换的持续影响之上。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超越视野对人类社会的第二方面的影响是永久性的。
例如，具有超越视野的人会自愿服从统治，超越突破发生后，政治正当性的观念便起源了，并将永远地存在下去。因人自愿遵守法律，这也使得正义观念得以形成，并成为支配法律演化的内在力量。
此外，伦理在古文明中本是群体遵循的规范，超越突破的发生使得伦理成为个体向善意志指向的对象。从此之后，个体向善意志被纳入不同超越视野的目标之中，成为不同超越视野的道德来源。当伦理以个体为载体时，个体道德意识支持的契约观念便起源了，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在孕育中了。
总之，一旦社会遵循的基本价值和组成文明的基本法则——法律、道德、对权力的服从和个体间交换——都受到超越视野的塑造，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从此必定和古文明拉开了距离：
一方面，某一种超越视野塑造的有机体是一个有文化、其核心价值可以传承的社会（我把超越视野塑造的社会有机体称为传统社会，包含传统社会的文明为轴心文明），传统社会和轴心文明形成了。因不同轴心文明的超越视野不同，社会行动和包含超越视野的普遍观念的互动方式也就大相径庭，其历史展开方向亦不同，世界历史的多元性由此得到说明。
另一方面，具有不同超越视野的文明会发生碰撞，出现文明融合，形成一些具有两种超越视野的独特社会，其进一步演化有可能导致现代社会的起源。在现代社会冲击下，其他轴心文明被迫接受现代社会制度，我们必须研究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和超越视野的关系。
此外，超越视野对社会的塑造一直延续到今天，例如超越视野的“纯化”如何规定现代个人观念？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它又将如何演化？这一切构成了反思现代性的新视野。一个全新的、以全人类历史为经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展现在我们面前。
图：普桑《阿卡迪亚的牧人》
用超越突破来考察人类文明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即为代表，他和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延续至今的人类文明和那些已灭绝的古文明不同，他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文明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称为超越突破。魏尔（EricWeil）指出超越突破是理智的、道德的文化和救赎的宗教之诞生。
由此形成的超越视野被分为四种不同类型：（1）古希腊哲人追求知识；（2）犹太教和基督教对一神的皈依；（3）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寻求解脱；（4）中国文化。围绕着某一种超越视野可以形成一种或几种文明，它构成文化进一步发展的轴心，故这一阶段也被称为轴心时代（AxialAge）。
20世纪70—80年代，以史华慈和艾森斯塔特（ShmuelN.Eisenstadt）为首的一批社会人文学者对这一专题进行了数次大讨论，力图将超越突破的人文视野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建立所谓的“文明动力学”（CivilizationalDynamics）作为历史社会学的新分支，以探讨文明演化的进程。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对超越突破的人文研究还是“文明动力学”都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雅斯贝尔斯等人的研究对历史现象的描绘多于解释，它未从机制上说明为什么经过超越突破后的文化不会随社会解体而灭绝，也没有讲清楚什么是超越突破和超越视野，以及为什么它只有四种形态。
更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史观兴起所带来的研究困境。历史学家发现历史研究必须让过去的社会行动在研究者心中重演，这本应该是史学方法论革命的开始，但因人文和科学的断裂，历史学家在意识到历史没有经典力学的客观性时，亦将其真实性否定了。历史被认为是历史学家的心灵建构，甚至是任何一个主体根据史料编造的故事。
因为缺乏恢复历史上存在过的观念系统的技术，后现代史观泛滥。大历史观被标为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宏大叙事”，成为思想僵化的象征和被嘲讽的对象。力图把超越突破和历史学结合的文明动力学研究亦被束之高阁、无人过问。
在宏观历史无法进入理论研究的前提下，无论是政治哲学，还是自韦伯（MaxWeber）开启的有关西方现代价值起源的研究，都得不到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仍停留在逻辑分析和想象阶段。
换言之，由于人文研究和科学研究之间存在方法论上的鸿沟，超越突破始终没能和历史研究真正地结合起来，形成可以把握两千多年来人类文明进程的理论以及现代性研究的新视野。
我认为，只有建立将人文（价值研究）与科学（社会理论）统一的方法论，上述两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本书正是这样一种尝试。立足于本讲的基础，我将把观念史和系统论方法进一步结合，贯穿到整个文明史研究中去，并借此分析现代社会如何在经过超越突破的文明互相融合中起源，我称之为轴心文明和现代社会及其演化的探讨。
这一探讨将沿着三条线索展开：第一条线索是考察超越视野塑造的社会和古文明究竟有哪些不同，研究传统社会的形成及其结构；第二条线索是传统社会演化的历程，它给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这不仅是大历史观，还证明了历史展开法则的存在；第三条线索是证明现代社会是轴心文明演化（融合）的必然结果。只有恢复轴心文明的大历史观，才能看清现代性的本质，展望现代社会的未来前景，即人类正在往何处去。现代性探讨将再次获得历史的视野。
本文系摘选自《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一书第一讲第5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内容编校：舒婷
编发 审定：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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