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月5日，江西安义县一片寒气逼人的稻田边，一名身材魁梧的老兵放下锄头，抖落泥水。通信员快步跑来，递上一张盖着省军区公章的电报。电报内容极简：即日赴福州军区，听取中央指示。老兵正是化名“劲松”的钟汉华，他抬头看了看阴沉的天空，只说了一句：“该动身了。”
同一天，高安县的锦江畔，另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正在检查秧田。他身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腰间别着镰刀。接到同样的通知后，他把工具交给连长，微微一笑：“老陈又要上路啦。”这位“老陈”，正是曾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
两辆军区吉普车从南昌方向相继驶出，一路南下，经建宁、顺昌，48小时后抵达福州。韩先楚在军区大门口迎接，两位老战友久别重逢，握手时只说了四个字：“还算硬朗。”夜幕降临，三人并肩走进司令部会议室。韩先楚关上门，郑重宣布中央的三点决定：恢复政治待遇；安排系统学习、休养；立即做全面体检。短短几十个字，却像一阵暖风，驱散了两位将军心头的阴霾。
体检期间，陈再道住进了军区总医院。检查间隙，他总往走廊尽头张望，生怕错过钟汉华的身影。医生告诉他，旧日肺疾已无大碍，只需静养。他嘴上答应，次日却抱着文件夹跑到病房会议室，帮医护人员完善仓库台账，折腾得护士直摇头：“您是真闲不住。”
时间拨回到1969年9月。那年国庆前夕，陈再道忽然穿起戎装，在北京阜成门外的院落里来回踱步。看守的战士既没劝阻，也没表态，一切似乎进入了尴尬的真空。10月18日，林彪办公室下达口头命令：陈再道、钟汉华赴福州军区，再转江西农场劳动。第二天，两人乘专列南行，车窗外麦浪翻涌，谁也猜不到终点在何处。
农场的日子并非单调。陈再道化名“陈新”，住进二营机枪连，与年轻战士同吃住。他插秧动作利落，有人惊讶：“老陈，您真下过田？”他笑答：“参军前后，都干过。”晚上露天电影开映，他端着小马扎刚坐下，身后就冒出窃窃私语——“听说老陈抢渡过大渡河，还领了块免死牌。”他只能一遍遍解释，红军哪有免死牌，自己当年在另一条战线上。可他听得出，士兵的敬意掺着几分浪漫，这份朴素情感让他倍觉温暖。
另一边，钟汉华在安义县农场自称“劲松”。战士们翻遍《百家姓》也找不到“劲”，议论纷纷。有人半开玩笑地问：“金劲是不是一家？”他爽朗一笑：“金劲一家，不分彼此。”自此，“老金”成了众人的昵称。钟汉华会吹笛子，会写大字，逢年过节总被拉去排节目，连队的气氛被他搅得热腾腾。
1970年冬夜，高安县农舍里一场意外几乎酿成悲剧。陈再道取暖不慎煤气中毒，拼着最后力气爬向门口，被战士及时发现。进省军区医院后，他足足躺了两个多月。王震将军探视时开玩笑：“老陈，革命尚未成功，你先别走。”一句话，把病房气氛点燃。
回到1972年2月。体检结束却迟迟无后续安排，两位将军心里犯嘀咕。一次傍晚，韩先楚拎着茶叶到招待所串门。陈再道直接问：“韩司令，下一步？”韩先楚沉吟片刻：“上面没新精神，恐怕还得回农场。”陈再道略带急切：“问题该澄清了，麻烦你再反映。”韩先楚点头离去。
很快，北京有了回应。3月上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见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开门见山：“主席关心陈再道、钟汉华。要尽快解放，安排工作。”随后，电报飞往各大军区，征求岗位。多数军区因职数饱和而推辞，有的司令员在电话里苦笑：“陈再道是我的老上级，让他当副手我有压力。”
4月中旬，韩先楚向田维新表态：“老陈来福州，举双手欢迎。”5月末，中央军委任命陈再道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同期批准钟汉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6月初，韩先楚再次来到汤井巷招待所，进门便说：“老陈，一个锅里抡马勺的日子又到了。”两人对视，笑意尽显。
就职后，陈再道主管后勤、空军、海军。调研时，他常蹲在海防工程工地和技术人员讨论混凝土配比，完全不像刚“解放”的老干部。福州军区海空补给链条在一年内重塑，海军东山基地评价：“反应速度提高三成。”钟汉华在广州军区抓思想政治工作，出差到团以上单位时，总习惯提一把胡琴随行。干部们私下议论：“老钟讲话掷地作金，却总带点江南弦音，听着不累。”
1975年8月，陈再道奉调北京，任中央军委顾问。临行前，他自嘲：“顾问顾问，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1977年9月，他转任铁道兵司令员，直至1983年离任；而钟汉华自1979年起掌舵成都军区政治部，三年间为西南部队培训上百名政工骨干。
多年后，两位老战友在北京重聚，提及那段由北京到福建、再回军中的曲折旅程，不禁慨叹：跌宕岁月，终究挡不住信念的归位。握杯对坐，彼此都明白，能在风雨之后继续为军队、为国家出力，已是莫大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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