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在华盛顿，听证会本应是理性与程序的舞台，是政策逻辑与数据证据的交汇点。然而2月4日，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会议，却在一声“你能让他闭嘴吗”中，彻底偏离了这一初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民主党资深议员沃特斯的当众对轰，不仅成为社交媒体的热门片段，更在无意间揭开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生活成本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议题，美国的经济辩论为何越来越像一场情绪对抗，而非制度问责。
表面看，这是一场围绕关税是否推高通胀的技术性争论。沃特斯以具体商品价格和住房成本为例，质疑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正在直接侵蚀普通家庭的购买力。贝森特则以“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150年的数据”为盾，断言关税不会引发通胀，并迅速将话锋转向移民问题，将住房危机的责任推给民主党。这种来回拉扯，很快脱离了事实核查的轨道，演变为谁掌控话语权、谁能“撑到时间结束”的权力博弈。
然而，真正引发不安的，并不是两人情绪的失控，而是财政部长对核心问题的持续回避。当沃特斯要求一个简单的“是或否”回答，贝森特却选择不断扩展论述，消耗程序时间。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却在当前语境下显得格外刺眼。它传递出的信号是，面对公众最关心的“可负担性”问题，政府高层更倾向于防守式叙事，而非正面承认政策代价。
关税是否引发通胀，在经济学上并非简单的是非题。但在现实生活中，选民感受到的是账单、房贷和食品价格的变化。贝森特强调木材价格处于五年低位，却无法抹去住房整体成本上升的事实；他指责移民推高房价，却回避关税对建筑材料供应链的直接影响。这种选择性回应，使听证会失去了原本应有的澄清功能，反而加深了公众对政府“避重就轻”的印象。
这一幕之所以迅速发酵，还因为它击中了美国政治的结构性焦虑。根据多项民调，生活成本已成为今年中期选举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选民并不关心宏观模型如何解释通胀传导，他们关心的是收入是否跑赢支出、住房是否仍然可及。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对现实压力的否认，都会被视为脱离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Reclaiming my time”这一程序性用语的再次走红，并非偶然。它象征着议员对行政部门问责能力的焦虑。当证人通过冗长回答逃避直接回应时，制度赋予的时间控制权，成为少数仍能制衡权力的工具。沃特斯的愤怒，既是个人情绪的爆发，也是制度摩擦的外显。
而贝森特的“你能保留一些体面吗”，则暴露出另一层问题。体面本应来自对程序和事实的尊重，而非对质询的轻慢反击。当财政部长选择用语气而非数据回应批评时，所消耗的不只是个人形象，更是公众对政策讨论严肃性的信任。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场冲突折射的是特朗普政府经济叙事的困境。一方面，白宫希望通过关税、产业政策和金融市场表现，塑造“经济强劲”的形象；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可负担性压力却不断侵蚀这一叙事基础。于是，政策辩护越来越依赖姿态而非共识，越来越侧重归因转移而非问题修复。
这也解释了为何白宫近期密集推出限制信用卡利率、安排全国巡回演讲等举措。这些动作本身，恰恰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单靠宏观指标无法安抚选民。问题在于，如果核心政策方向未变，仅靠话术与姿态，很难在选举前真正缓解不满。
国会听证会的价值，不在于制造戏剧性，而在于迫使权力面对现实。当这种机制被情绪对抗所淹没，公众看到的只会是彼此打断、彼此指责，却看不到解决方案的轮廓。长此以往，制度本身也会被视为表演的一部分，而非纠错的工具。
那天的争吵或许会很快被新的热点取代，但它留下的问题不会消失。生活成本的压力仍在累积，选民的不耐烦正在上升，而政策讨论的空间却在缩小。当“闭嘴吧”成为听证会的标志性瞬间，美国经济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已不只是数字上的增长或下滑，而是制度能否重新找回直面现实、回应质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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