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李欣媛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爱电影，看电影”，百余位影迷的口号声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的1号厅响起，时间定格在了“2026年1月31日23:59”。一分钟后，这里的一切将换上新的名字——和美电影艺术中心。
百老汇电影中心在当代MOMA的最后一天，一切都变了模样。标志性的周边海报和书刊杂志已经不在，满墙的海报撤去了大半，只剩下《花样年华》孤零零地还在那里，低头垂目的张曼玉的哀与愁在此情此景下显得格外寂寥。
影院里关于“百老汇”的标识几乎全部被拆去，取而代之的是“和美”的海报。不少来道别的影迷进来后都会一阵恍惚，“这里还是百老汇吗？”店员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道，“明天就不是了。”
许多影迷赶来拍照留念，大家围着这座巨大的独栋影院从里到外地细细打量。一位住在附近的影迷急匆匆地赶来拍照，因为她远在外地的朋友听说这里要搬迁了，唤她拍几张照片留念。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从三楼漫步到一楼，走到门口时，她轻声询问孩子，“我们能再待会儿吗？”
不同于相隔百米的库布里克书店，百老汇电影中心这次并非是“品牌退出”，而是“门店迁址”，整个策展活动将会迁移至百丽宫国贸店。影院的富经理告诉界面文娱，“就像搬家一样，人还是原来的人，活动还是原来的活动，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不过，包括富经理在内的许多影院一线工作人员并不会“搬家”，而是将服务新的影院。
十六年的时间，百老汇迎来送往了一批批影迷，其在当代MOMA的最后一日，不少影迷汇聚于此与之郑重道别。或许，当商业市场都步履维艰时，小众影迷的自留地往往迎接的是更凶猛的现实波浪。
01 影迷们的乌托邦
北京17号地铁全线运行开通的时候，许多影迷开心好一阵子，他们再也不用从柳芳站、东直门站步行十几分钟，辗转来到百老汇电影中心。坐落于北京当代MOMA中心的百老汇，虽然地处二环附近，但这里远离商圈，没有商店和餐厅，交通并不便利。很多时候，来这里观影的人纯粹为了一场电影。
将百老汇电影中心设计成独立影院，是公司安乐影业有意为之的。安乐影业在中国香港地区油麻地创立的第一家百老汇电影中心也是一座独栋建筑，在之前的采访中，百老汇电影中心的总策划麦圣希提到，他们希望打造一个单纯观影的精神角落，而商场的消费文化比较重，独立影院需要建立自己的气氛。
无处不在的电影元素，是营造氛围最好的利器。独栋设计让百老汇电影中心可以自由地将自己打造成独特的电影宫。这里除了必备的卖品区和自动取票机，大部分的场地完全服务于电影，外墙喷绘电影史节点，屋内满墙摆的是经典海报，甚至，在角落一隅还有电影的期刊杂志。在最后一场交流会上，电影《翠湖》导演卞灼和主持人沙丹就曾回忆起他们在这里看到了珍贵的《美国电影摄影师》和《电影欣赏》杂志。
不少影迷对百老汇电影中心过去策划的活动如数家珍：香港主题电影展、日本动画大师展……还有各种珍贵的主创映后环节，比如张艺谋《归来》以及娄烨《推拿》的首映等等。百老汇电影中心高频地放映各种影展，做各种策划，高质量的策展活动吸引了大量影迷慕名而来。富经理告诉界面文娱，正是因为这些策展活动，使得百老汇电影中心的上座率一直很高，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合作影院，电影节期间的上座率从来就没掉出过全市前三，“去年我们还作为优秀影院，出席了北影节的宣传活动，我们一直做得挺好。”
2014年《归来》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办首映礼，张艺谋与刚拿下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对谈（图源：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公众号）
正因如此，百老汇有一批稳定的会员，在习惯线上购票的当下，这群人仍然在践行着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加深自己与影院的联系。在与界面文娱交谈的间隙，影迷小雨从口袋里默默掏出来两张磨损泛白的会员卡，即便已经离开了北京五年，他仍保留着这些承载了自己记忆的物品。
而大量的映前映后活动，以及随机发放的周边小礼物，比如海报、票根、小卡等，也让影迷们的精神寄托有了更实体的物品承载。影迷小雨就给界面文娱展示了自己专门用来装海报的袋子，和亲手制作的其它物料小卡。
同类者相聚之处，观影氛围也变得不太一样，这也让影迷们直言在这里能感受到更多的“安全感”。在观看了几场整厅满场的电影后，界面文娱观察到，在这里很少遇到屏摄、大声喧哗、脚踹椅背等情况，更多时候是同频的哭与笑，以及灯光亮起后的阵阵掌声。
02 当艺术电影面临坍缩
安乐影业自上个世纪50年代的港片黄金时代，就经营起了百老汇院线，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展成如今全港第二大院线。然而，理应深知市场投资风险的安乐影业却选择在1996年开拓出“最蚀钱”的百老汇电影中心这一影院品牌。
据在百老汇院线工作了17年的富经理介绍，院线针对不同城市、不同商圈的分众策略开发了百丽宫、百美汇、百方汇等多个影院品牌，比如，百丽宫往往选择在最高档商圈。而在其中的百老汇电影中心则是特殊的存在，它独立出来，完全剥离商圈影响。
在过往的采访中，安乐影业CEO江志强介绍了自己的初衷，“香港这个地方真的需要艺术电影。因为一个多元化有活力的城市，不能每天都只有大片、商业片，于是我们公司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积极推广开一些艺术影院。当初都是一部两部在各个影院放，到1996年，才有了一个全面的、每天都有艺术电影放的电影院。”
2009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狂奔到百亿的前夜，江志强把百老汇电影中心带到了北京。开业当天，他专门来北京为影院开业做宣传。在他看来北京几乎是全世界最厉害最大的城市，却没有一个艺术影院是一件“很可惜很遗憾”的事情。
作为内地第一家外资艺术影院，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与香港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一北一南为国内影迷提供艺术放映。“老板做这家影院的初衷，就是想有一个文艺的阵地，因为好多文艺片，小众影片没办法跟观众见面。”富经理说道。
然而，努力维系的文艺阵地，在疫情之后逐渐失守。经历过中国电影起伏的富经理明显感觉到疫情前后的变化。他说以前一到周末黄金档期或者大片上映的时候，他要带着员工先把围栏摆出来，便于分隔人流，“有的场次我们要提前把票出好，挨个去给观众发票。”富经理调侃道，“那时候还有票贩子，现在还有吗？”
三年的时间彻底把观众的观影习惯改变了，富经理跟同在一线的影院工作者感受到，“影院的压力变得特别大。”当整个行业疲于应对观众离场、商业片失灵等诸多难题时，留给文艺片的生存空间只会更小。在富经理看来，此次迁店更多是行业层面的影响，“大家都有压力，不是说只有百老汇这一家店。”
2024年安乐影业制作的《焚城》上映后，江志强在采访中道出了残酷的现实：百老汇电影中心从来就没赚过钱。虽然很多场合，他公开表示不介意亏钱与否，只在乎观众是否需要，但在成本压力等诸多现实面前，再艰难的决定也必须下了。
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一共只有三个厅，394个座位，如此小体量的影院，仅依靠影展期间的高上座率远远不够。据了解，商业片仍是百老汇电影中心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一年的收入中占比较大。富经理提到，在档期空档期或者影片青黄不接的时候，才会更多地做影展，影展更是没办法去抢商业片的档期时间，“商业片都忙不过来了，怎么可能做文艺片。”
于是，从地标性影院遥迁到商圈，更像是一次主动的进化——走入繁华商圈，用票价和排片在商业和策展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而这关乎的不仅是一个影院的生存选择。
03 失去的不止是一座影院
去年库布里克书店宣布撤店的时候，富经理说百老汇电影中心还没收到撤走的消息，2个月后，离开的消息还是来了。
1月6日，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宣布迁址，并准备了特别企划“时光邮箱”邀请影迷来回忆彼此之间共同的16年回忆。在小红书#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搬家#的相关话题下，影迷们有的展示自己的票根，有的列举自己看过印象深刻的影展，林林总总的怀念里大多都会埋下一句“我青春的一部分结束了”类似的感慨。
百老汇电影中心没有做任何官方性质的告别场，毕竟它还在，只是换了个地方。电影《翠湖》的宣传观影团主动筹备了特别放映，本来计划只有一场，但是由于票卖得特别好，后来加到了五场。
映后主创与影迷们畅聊了许久，在距离1月31日还有一个小时结束的时候，大家聊起了那些回忆。《翠湖》导演卞灼说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都锚定在这里：睡到中午，吃个午饭，骑车到楼下的库布里克书店，看书写作，再吃一碗面，晚上就在百老汇看电影看期刊。
卞灼的过往也是许多影迷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轨迹，百老汇电影中心和库布里克书店深深烙印在了他们记忆深处。影迷小雨已经离开北京五年，专门从天津赶来，再看看电影，再见见熟悉的人，还有人专门从上海飞来，把《翠湖》三个厅的电影票都买了，只为最后感受下不同厅的氛围和温度。虽然人们关于影院的记忆并不相同，有些人已经爱了很久，有的人才刚刚爱上；有的人离开了，有的人留下了，但最后一天，大家又都回到了这里。
2009年12月开业后，百老汇电影中心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活动是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和威尼斯电影节举办的“从威尼斯到北京：伟大的电影”意大利电影放映，那一天《天堂电影院》的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来到了现场。十六年后，在一个影迷群里流传的文档“和bc告个别”里，许多粉丝写下自己与这里的故事，有人写到，影院的搬迁“不亚于天堂电影院的轰然倒塌”。
“00:00”，2月1日来临，观众陆续散场，影影绰绰的当代MOMA只剩下幽暗的路灯亮起，黑夜中，几位影迷回身拍下了最后的照片，转身离去。整个城市已经沉睡，不知一场漫长的告别曾经发生。
参考资料：
1.《江志强和他的百老汇电影中心》，三联生活周刊，2010
https://www.lifeweek.com.cn/article/15611
2.《安乐影业负责人江志强专访｜观众才是真正老板，〈焚城〉故事值得香港人开心》，Jet，2024
https://jetmagazine.com.hk/edkofilm-bill-kong-interview-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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