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冬，寒风把草原上的尘土卷成一道灰线。内蒙古军区几个年轻干部正等首长视察，却见司令员尤太忠没有直奔营房，而是蹲在猪圈旁，指头一根根点着小猪。“二十六——二十七……缺两头，哪儿去了？”一句话把团长问得满脸通红。这场面看似诙谐，却让人一下读懂了他对伙食、对士气的执念——战士吃得好不好，比办公室里任何汇报都重要。
把猪数完，他钻进食堂，盛了碗咸菜汤配玉米饼，三两口解决。有人劝他去招待所改善一顿，他摆摆手：“省下的粮票，年底还能给连里换几斤肉。”话里没有多高的调门，却透出骨子里的节俭。谁能想到，这位少将幼年便尝遍贫苦。父亲早逝，母亲失明，十一岁给地主放牛，还因一头走失的黄牛险些被活埋。命悬一线时，红军队伍出现在山冈，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跟了上去，门口站了一整天才被收进炊事班。
草根出身铸就的倔劲，在长征路上展现得淋漓尽致。1935年，他才十七岁，已是红三十一军二百七十九团五连指导员。穿越草地那阵，他患疟疾高烧不退，战友只得把他搁在路边，希望后续部队能救活。恰巧政委詹才芳赶到，瞅这少年还吊着一口气，丢下一句话：“给他个马尾巴，让他拽着走。”一人一马就这么拖着走出沼泽。几年后，他常半开玩笑，“这条命是马尾巴拽出来的。”
抗战时期，他的身影出没在太行深山。1943年10月，日军对根据地发起“扫荡”，尤太忠率一七团转入敌后，揪准运输线下手。曲高公路设伏、隆化镇夜袭、上阁据点爆破，几回合下来，日军的报表里多了一句警示：“八路十七团，团长尤太忠，各部务必小心！”一句“务必”背后，是敌人被搅得寝食难安。
解放战争打到汝河，他又交出一份硬账。汝河水急六十米宽，浮桥一旦被炸，大军渡河落空。刘伯承、邓小平把大小雷岗交给他的第十六旅，“顶住即可”，言简意赅。敌人三轮猛攻，尸堆几尺高，雷岗仍插着红旗。等五万大军安全过河，他的子弹也几乎打光。邓小平点评时用了一个字——“将”。简单，却极响。
1955年授衔那天，照相机闪个不停，他却仍在琢磨猪圈的事儿。后来进北京军区，再到内蒙古，走哪儿都先问“猪多少头”。有人好奇，他答得直白：“不让战士吃肉，拿啥拼命？”这种较真儿常让地方接待犯难。尤其1971年他履新草原，地方领导听说大司令到来，早早定好酒楼，却被他一句“部队伙食不错”婉拒，还自带搪瓷缸去食堂排队。一桌人只好跟着端铝盆吃粉条，哭笑不得。
同年秋天，他去北京开会，午餐安排在国务院小食堂。巧的是，财政部长李先念也在那里。两人战场上打过交道，见面分外亲切。尤太忠顺口打趣：“老李，财政管钱的，该请我喝点吧？”李先念点头叫服务员取来茅台。半瓶刚下肚，秘书跑来催说外事客人等着，李先念匆匆离席。吃完，尤太忠起身结算，被告知酒钱三元——当年普通战士一个月津贴才这一数字。他掂量下钱包，只能笑骂一句“好喝是真好喝，就是费钱”，照价付款。
几个月后，又是同一间小食堂，又碰李先念。“老尤，坐一块儿？”李部长热情招呼。尤太忠把碗放下，却没张罗要酒。李先念奇怪，追问一句“今天怎么不喝？”尤太忠耿直，“上回你请客，最后掏钱的是我，喝不起！”李先念恍然，大笑着把服务员叫来，“茅台记我账，别再让老尤犯难。”一句话落地，尤太忠这才舒坦地点头，吩咐再来一瓶。这顿酒，两人谈国防经费、谈连队伙食，谈到夜里灯都灭了才起身。
有人问他，为何对三块钱耿耿于怀？尤太忠直言：“规矩得立住。该谁出的钱，就谁出。公家的一分不能乱花。”这样的话听着生硬，却是他几十年行事准则。从战火里走来的将领，对“浪费”二字天然反感。去基层检查，他看厨房油盐耗量、算每人菜金，连灶间蒸汽表都要亲自核。一次发现某团报账偏高，当即拍桌子：“给我查，宁可少买肉，也不准虚开！”负责后勤的处长当场冒汗。
清廉之外，他还有股倔脾气。有回地方干部想送内蒙古特产皮袄，他问完价格后，让人原样退回。“把钱换成粮票，给牧区儿童食堂。”这种做法惹得对方脸色挂不住，他却根本不在意。战友形容他：“二斤茅台能喝，一毛钱不肯乱花。”
1971年的那瓶茅台后来被人调侃为“最贵的一口人情”。李先念笑言：“老尤把财政掏空也不至于穷到这步。”尤太忠摆手，“给国家省三块，也算作战。”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透着他独特的幽默。
岁月更迭，很多细节被档案尘封，可“猪圈细数”“三块茅台”一直在军营流传。年轻军官听后常拍大腿，“这才是打了胜仗的司令员。”尤太忠走过的战线长达二万里，留下的传奇不计其数，却用再简单不过的方式提醒后人：枪要准，账要清，饭要吃饱，别拿人民的血汗做面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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