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的成都城，冷雨淅沥。省监狱的铁门缓缓开启，头发半白的郑蕴侠挪步而出——这位在国民党战犯名单上停留了二十多年的名字，此刻只拎着一个帆布包。雨点落在他肩头，他却站在门口愣了半晌，像是在分辨久违的自由味道。
他本有机会远走香港，却在这一刻选择留在西南。原因很简单：身上背着的那些帐，终究得在这片土地上还。重庆较场口的那场血雨腥风，二十九年前种下的孽债，一闭眼就浮出来，像一根倒刺扎在心口。旁人问他打算去哪，他只是摇头。“总得混口饭吃吧。”声音干涩，却带着难以掩饰的老辣。
成都电影制片厂在筹备《草莽英雄》时，急缺一位通晓川江码头黑话、懂袍哥帮规矩的行家。几番辗转，剧组听说了一位“懂行又有料”的老人。导演刘子龙见面后，被郑蕴侠提起一串旧时江湖暗号吓了一跳：这套暗语只有真正混过袍哥的人才掌握。于是，郑蕴侠被请去做场面顾问，顺带在片中客串一位须发斑白的老把兄。那年，张国立二十九岁，刚从部队转到影坛，热情得很。第一次排戏时，他好奇地凑过去：“郑大爷，您这几句行话是哪儿学的？”老人扯了扯嘴角，“小伙子，江湖里混过，耳朵尖呗。”一句话，轻飘飘，又像隔着重重烟云。
若把时间拨回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空气里却没有这份闲适。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庆祝大会”本该是一场和平的民意狂欢，结果却被郑蕴侠带来的三百多名地痞搅成修罗场。铁棍飞舞、桌椅翻倒，李公朴倒在血泊，沈钧儒的眼镜碎裂，郭沫若扑上前护人，仍挨了几下。嘈杂声中，郑蕴侠一句“给我打！”像匕首扎进记忆，从此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暴行过后，周恩来赶到现场，安抚人群，也记下了这个青帮悍匪的名字。同年春天，《新华日报》连续揭露重庆特务黑幕，郑蕴侠却毫无悔意，自觉立了大功。国民党特务机关果然加封他为行动队长，三年后又给了“少将”头衔，让他在川东招兵，意图拖住人民解放军西进步伐。野心很大，底子很薄，枪声一响就散，所谓“游击纵队”不到两个月被打个稀烂。
败局已成，他换身份证，跑到涪陵榨菜厂装小工。有人记得这位“刘玉刚”每天夜半才肯合眼，兜里还揣本旧词典。全国清查敌特运动一铺开，他嗅到风向，再次易名改行，当起走街串巷的货郎，在贵州濯水赶集卖针头线脑。乡镇闭塞，消息传递慢，他混了个安稳。更让人意外的，是他取了当地姑娘为妻，炊烟里抹去旧痕。看上去，一个文盲贫农的身份滴水不漏。
可是嘴巴管不住。合作社推选会计时，郑蕴侠主动筹划账簿，毛笔小楷端正得像印刷体。一次钢笔失踪，他下意识骂了句“怎么不翼而飞”，把自己坑了进去。镇上老人私下嘀咕：能背出《春秋左传》典故的，会是大字不识的庄稼汉？线索上报，公安顺藤摸瓜，八年潜伏在一夜间瓦解。
案件移交成都军管会审理。那时，新中国已度过最艰难的开局，法律制度初成。对这样一个“负案在身”的老特务，审判长问他：“认罪否？”他闷声点头。十七年有期徒刑，少了枪毙，他已觉得侥幸。入狱头两年，他闭口不谈过往；后来政策允许读书，他把监狱图书室的《史记》借得翻烂。看守私下说：“老郑其实不笨，就是心黑。”
“改造不是背条文。”八十年代初，他对年轻学员这样说。那时他已是四川省话剧院临时聘任的“民俗顾问”，工资不高，却能混口热饭。拍《草莽英雄》那阵子，场务为了省事，让他自己填表登记职业，他思考片刻，写下两个字：戏子。有人替他惋惜，觉得从少将到跑龙套太落差，他却嗤笑：“命是捡来的，还挑啥呢？”
值得一提的是，拍摄现场有一段对手戏：张国立饰演的青年帮众“摆阵敬香”，要对袍哥誓词朗朗而出。台词深奥，古意叠叠。张国立背得七零八落，脸都红了。郑蕴侠拍拍他肩：“兄弟，这句念‘升斗照应，贫富相帮’，别念反。”说完亲自上场演示，犀利眼神与老腔调让全组愣神——这是活生生的老江湖。镜头推过去，连导演都忘了喊停。
忙碌间歇，偶尔有人提起当年旧事。彼时的郑蕴侠，只是淡淡一句：“做过的孽，改不了了。”再多就不肯讲。别人问他对未来有何打算，他望向窗外，低声道：“若有机会，想去较场口走走。”这不是怀旧，是赎罪。那一夜的棍棒与鲜血，他要亲眼看看伤口愈合没有。
二〇〇九年深秋，郑蕴侠躺在重庆一家医院病房，身边只剩一位侄孙。医生说“撑不过这个冬天”。他攥着褪色的黑白照片，照片里，年轻的自己站在军装群里，神情锋利。临终前，他对侄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醒不过来，替我去较场口烧柱香。”
他活了一百零二岁，见过北伐枪声，也见过卫星上天；从黑暗的军统走到共和国的光天化日，却始终没敢踏足那条血迹斑驳的街巷。有人说他罪不至死；也有人说，未到较场口那一日，他就始终在流亡。历史不是戏台，卸了妆，账还得算。郑蕴侠的故事，留给后人的是警示：漂白身份容易，洗净灵魂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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