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4日凌晨，上海某殡仪馆灯火未灭。林尊耀守在告别室外，手里攥着批准领回骨灰的手续，嘴里轻声念叨着“森浩，跟爸回家”。同一栋楼里，司法工作人员刚完成遗体检验记录。一切程序结束，案卷编号被钉在档案盒上，标注着“故意杀人·林森浩”。四年前的恩怨至此尘埃落定，却留下几百页卷宗与两个家庭的空洞。

将时间拨回2011年夏天。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西区20号楼421寝室刚经历搬迁，两张床暂时空着。林森浩与葛俊琦刚适应新环境，9月，拉着编织袋的黄洋推门而入。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屋，自此暗藏火药味。最初的摩擦只是电费、水费这样的小事：一台小冰箱引发30元月供；一桶桶纯净水换来谁该埋单的争执。看似鸡毛蒜皮，却在两位自尊心极强的年轻人胸口不断发酵。

林森浩来自广东汕头郊区，家里五个孩子。为了给弟妹腾学费，高中起他就靠奖学金补贴家用，学霸光环加重了他的优越感，也掺杂了“不能被看轻”的固执。黄洋出身四川自贡，小学起便是辩论赛骨干，讲话爽直，习惯当众指出别人的不足。这种锋芒与林森浩的隐忍形成天然碰撞，久而久之，言语刺痛成了日常。节假日黄洋带回腊肠牛肉，总会略过林森浩；林森浩也从不参与对方组织的球赛、聚餐。421寝室表面平静，私底下像放错了温度的高压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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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的饮水机风波将矛盾推向临界点。黄洋想购置新设备，林森浩拒绝分摊；一句“穷乡僻壤的小家子气”当众甩出，令林森浩沉默离开，却在心里记下一笔。愚人节前后，同学们聚在宿舍商量整蛊方案，黄洋无意用手指了指林森浩的位置，众人一笑而过。可这一幕，如火星落入酒精——看不到火焰，却在瞬间完成燃烧。

林森浩想到了两年前实验用剩的二甲基亚硝胺。当时，他在动物房做肝纤维化模型，深知该化学品可导致急性肝衰竭。3月31日下午，他借来实验室钥匙，取出剩余试剂。傍晚5点47分，水桶被摇匀，注射器和空瓶被包进黄色医废袋丢入垃圾箱。那晚，他在键盘前搜索“DMN人畜毒性”时，屏幕反光映出自己紧抿的嘴角。

4月1日清晨，黄洋第一口水下肚，随即冲向公共卫生间干呕。林森浩装作不知，背包离开宿舍。午后，黄洋肚痛难忍，找好友陪同去门诊挂水。症状短暂缓解，却在当晚复发，转入重症监护。4月3日，黄国强抵沪，守在儿子病床边。电话那头家属无助的哭声，林森浩听得清清楚楚，但一句“要不要去自首”终归没说出口。

校内师兄孙希才对“自来水中毒”说法存疑，组织同学搜集黄洋接触过的食物与日用品送检；与此同时，葛俊琦在数据库里翻到林森浩过去的实验论文——关键词恰是二甲基亚硝胺。4月9日，体外比对结论一致，警方介入。林森浩在第一次讯问里侥幸过关，但监控显示他当日曾进入实验室又匆匆离开。证据链逐渐锁死，他终于低头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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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黄洋离世时年仅27岁。同日，复旦校园内传来哭声与沉默并存的哀悼仪式。翌日，林森浩被正式逮捕。对话室里，他对办案民警轻声说：“我只是想教训他，没想到会到这一步。”这句辩解无法改变法律定性，却为日后“救命请愿”留下模糊空间。

进入司法程序后，林森浩的父亲四处奔波。广州、上海、成都之间的列车票根塞满抽屉，也没能买回任何谅解。黄洋父母态度坚定：判决结果必须对儿子在天之灵有所交代。2014年2月18日，一审宣判死刑。庭上，林森浩听完裁定，只淡淡点头。有人注意到他从口袋里摸出笔，在判决书副本上签下略显凌乱的姓名，随后抬手抹了抹脸。

判决引发校内外讨论。有意思的是，同年3月，复旦医学院177名师生联名向上海高院递交请求信，理由是林森浩此前表现良好、主观恶意并非以夺命为直接目的，希望改判死缓让其赎罪。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舆论瞬间分裂：有人强调“才华不等于免死金牌”，也有人呼吁“留一线生机”。然而二审与最高院复核均维持死刑。法律在“故意杀人”四字前不得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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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9日，死刑复核裁定送达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五天后，林森浩被押赴刑场。执行前，他写下一份器官捐献申请书，却因父亲反对而作罢。他只是提出一个小小请求——把眼镜交给研究生导师，留给实验室新来的学弟使用。工作人员答应了。

清点遗物时，只找到两本影像学笔记和一只破旧U盘。U盘里保存着他参与的十三篇论文手稿，以及一个名为“421photo”的文件夹，内容是建寝室之初三人合影。照片里，三个人肩并肩望向镜头，脸上都是初来乍到的稚气。没人知道，几千个日夜后，这张照片会成为法庭展板上的物证之一。

骨灰盒被交到林尊耀手里，他在殡仪馆门口抖了抖烟，不敢点燃。街灯下，他神情木讷地抱着盒子，一步步往出租车方向走去。未曾远行的归途最难走，车门关上，城市的喧哗与尘埃隔绝在窗外。司机透过后视镜瞄了几眼，终究没多问。车辆缓缓并入夜色，留下昏黄尾灯，像被风吹散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