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元炳旿（Won Pyong Oh）出生于开城（Kaesŏng，今朝鲜非军事区以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元炳旿刚刚完成学业，在父亲元洪九（Won Hong Gu）的坚持下，他与两位兄弟一同南下。他的家庭，也因此成为在战事中被迫分离的数十万家庭之一。受到父亲鼓励的他，奋发图强，终于在韩国成为一名专业的鸟类学家。1965年，元炳旿偶然收到了一封东京国际鸟盟亚洲总部的来信，他从信中得知，一只两年前由他标记的紫背椋鸟已经在朝鲜被捕获并确认。而捕获者，竟然就是他的父亲元洪九。由于当时国际鸟盟在韩国并未设置办事处，元炳旿在标记时使用了“日本”的字样。但其父亲元洪九知道该物种仅在朝鲜半岛内迁徙，出于好奇，他联系了东京国际鸟盟亚洲总部，方知标记这只鸟儿的人，正是远在韩国的儿子元炳旿。彼时，由于朝韩南北分裂，父子俩已失联十五年之久，彼此之间无法确定双方是否在战争中幸存。而这只椋鸟为父亲带去了失联已久的儿子的消息，其项圈也被元洪九夫妇珍藏，借此寄托对儿子的思念。通过与国际科学界的联系包括与苏联、波兰同事以及朝鲜同行的交往，元炳旿也断断续续得知有关父母的消息，但终生未能再见父母一面。
朝鲜于1992年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以纪念元洪九博士。邮票上画了一只戴有铝制环志的椋鸟，并印有“这只鸟飞向元洪九博士”（The bird flown to Dr. Won Hong Gu）的字样。元洪九于1970年去世，而他的儿子元炳旿直到2002年才获得韩国当局的许可，得以前往朝鲜访问。图片来源：Eleana Jean Kim, Making Peace with Nature, 2022, p. 89.
元氏父子的故事不仅体现出朝鲜半岛鸟类学史的发展，更折射出国家分裂带来的创伤。朝鲜半岛的分裂，使边界成为高度政治化的象征，人们习惯将其视为军事对抗与意识形态冲突的直观体现。然而，在这条被铁丝网与地雷包围的分界线上，还存在着另一群持续穿越、无视敌意的人类邻者，候鸟。文章以一只编号为 C7655 的椋鸟开篇，该鸟在迁徙过程中通过环志信息被重新确认身份，并经由国际鸟盟使得因战事分裂而被迫分离，但同样致力于与鸟类相关自然研究的元氏父子得以重新确认彼此存在，从而建立起一条跨越政治与地理的纽带。[1]在这一叙事中，椋鸟 C7655 被赋予了跨越分裂、联结亲情的象征意义，仿佛自然生命以其自由流动弥合了人为制造的边界。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种温情化的讲述实际上掩盖了更为关键的现实条件。[2]当我们将视野从情感象征层面拉回制度与历史层面，便会发现，这只飞鸟的“自由”其实深深嵌入于冷战后的知识生产与权力网络之中。它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记录并跨国传播，依赖的是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环志体系；非军事区之所以成为绝佳栖息地，则恰恰因为高度军事化导致人类活动受限；以及在全球化语境下跨国科学治理机制的建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鸟类的自由并未真正脱离政治，反而深陷于军事化跨国知识生产网络之中。[3]因此，我们不应仅仅以浪漫化视角把鸟类看作和平象征，而应看到人与鸟，乃至人与非人之间存在一种更具现实性的关联。
为了说明人与鸟的关系，作者引入了“奇异亲缘”（strange kinship）这一概念，即一种基于共同栖居于同一世界、共享身体性与生存条件的而非血缘、谱系或物种同一性的基础之上的奇异亲缘。[4]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在《自然》系列讲座中提出，后经当代思想家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学者的发展，成为多物种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资源。在文章中，作者通过对椋鸟C7655的叙事，指出人与鸟之间的联系并非源自象征性的情感投射，而是经由全球气候变化、资本主义、证券化与国家权力交织等实践不断被塑造出来的。[5]这种亲缘关系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纯粹文化的，而是一种在冷战遗产、军事化空间与环境保护实践交织中形成的陌生却真实的关联。以椋鸟C7655的叙事为隐喻，将家族团聚的象征意义加于真实谱系的亲属关系之中，进一步将“奇异亲缘”这一概念具像化，从而“模糊认知主体与被认知客体之间的明确界限”[6]，实现了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叙述视角，使鸟类不再仅仅作为人类政治情感的隐喻，而被视为共同塑造世界的行动者。
在作者对另一种濒危鸟类——黑脸琵鹭（Black-faced spoonbill）的讨论中，作者引发出与“奇异亲缘”相关的另一重逻辑，这即是候鸟保护实践及其展现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作为一种全球数量极为有限、主要分布于东亚沿海地区的濒危鸟类，黑脸琵鹭在国际环保话语中被确立为旗舰物种，从而吸引科研经费、政策资源与公众情感的集中。围绕这一物种展开的环志、卫星追踪与跨国协作机制，使其个体迁徙路径可以被持续记录、可视化并转化为数据，从而支撑跨国家与地区的保护决策。在这一过程中，鸟类不再只是自然意义上的生命体，而被纳入一套高度技术化、以监测和干预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之中。
由此，作者将候鸟保护实践置于“生命政治”的分析框架中。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将“生命政治”定义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7]，用以描述现代权力通过统计、规范与管理来“优化生命”的运作方式，是一种全新的、伴随着现代性而到来的政治形态，[8]其目的并不是“使你死”（死亡威胁），而是通过干预个体之生活形式来致力于如何“使你活”（扶植生命) ，[9]从而决定哪些生命值得被持续投入资源加以维持。在作者看来，黑脸琵鹭之所以被视为值得拯救的对象，并不仅仅源于生态系统整体性的考量，也与其在科学研究、媒体叙事与国际组织话语中所形成的“非人类魅力”[10]密切相关。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同样生活在迁飞通道中的其他共栖物种，如海鸥、鸬鹚或鱼类，往往被视为背景性存在，甚至在具体治理实践中被当作干扰因素而加以排除。这种差异化的保护策略，揭示了在“非人类”的领域中，“生命政治”同样运作着一种生命价值的等级秩序。与此同时，为了维持黑脸琵鹭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相关保护政策往往需要限制当地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使部分人类群体在保护自然的名义下承受一定程度的牺牲。
可见，候鸟在复杂的权力网络中也并非完全被动。“生命政治”并非仅作用于鸟类个体，也在无形中重塑着人类社会的空间结构与权利分配。在某种意义上，鸟类以其行动推动着政治体系开始承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作者指出，黑脸琵鹭跨越国界的迁徙路径将东海和南海的潮滩与湿地相连，同时将朝鲜半岛、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柬埔寨紧密联系，[11]并在湿地保护与生态监测等议题上展开协作。当鸟类数量变化、疾病扩散或栖息条件恶化，多国必须共同协调政策，从而推动跨境合作机制逐步形成。这种政治行动并非源自某一国家的主动意愿，而是由鸟类迁徙规律所致。即便是高度对立的朝韩关系，也因非军事区生态价值而出现从“战争前线”向“自然缓冲带”话语转变的苗头，说明自然的存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人类的地缘认知。
因此，鸟类的生存由此揭示了一种超越国家边界却并未脱离政治的联系形式，进一步印证了作者提出的“奇异亲缘”视角，即人与鸟类之间的关联并非源于象征性的情感投射，而是在共享生存条件的现实中，通过技术、制度与实践不断被生产和重构。
人类社会与非人类生命共同处于一个相互牵连、彼此影响的系统之中，也为我们理解当代国际治理提供新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奇异亲缘”成为重新塑造政策与伦理框架的重要启发。近年来，中国在长江禁渔、黄渤海湿地保护等实践中，将生态治理从行政区划推进到流域尺度，无不体现出对生命共同体的积极构建。如果将这种治理经验推广至全球其他地区，以候鸟保护等非敏感议题作为合作突破口，通过数据共享、生态监测、疾病联防等形式建立区域协作机制，也许能够在政治对立中寻找新的共识基础。
人类对地球系统的影响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驱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是唯一的行动者。鸟类跨越边界的实践表明，非人生命同样在以自己的方式塑造政治世界，它们促使国家承认生态互联、调整治理方式，并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椋鸟C7655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讲述，不仅因为其带来了情感慰藉，更因为它提醒了我们，真正的和平不只是政治协商的产物，也根植于生命共同体内部的深层相互依赖。当我们能突破自然服务于政治的传统想象，转而尊重人与非人在同一生态系统中共同存续的现实，或许才能为当今国际关系寻找新的方向。
理解飞鸟，亦是理解人类本身。当我们愿意在“奇异亲缘”中承认与其他生命共享地球的事实，并由此建立面向未来的伦理纽带，也许便能找到通往和平与合作的新道路。世界当代史的书写不应只聚焦于领土争端与权力竞争，更应探索共同生存的智慧与生态治理的可能，那些自由的生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定义着人类无法独自完成的未来。
【本文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学生的课程阅读作业，指导老师为《世界当代史》任课教师仇振武。本文所读文本出自韩裔美国文化人类学家Eleana Jean Kim 2022年出版的著作《与自然和解：朝韩非军事区的生态遭遇》（Making Peace with Nature: Ecological Encounters along the Korean DMZ）。作者长期关注朝鲜半岛分裂历史、冷战遗产以及人类与非人生命之间的关系，其研究以多物种视角与政治人类学方法见长。本书聚焦于朝韩非军事区（DMZ），通过对动物、基础设施与生态治理实践的考察，探讨和平、自然与安全等概念在朝鲜半岛分裂格局下的延伸。作为《世界当代史》课程阅读作业，作者重点阅读了该书的第三章《Birds》，该章以候鸟迁徙与鸟类保护实践为线索，分析鸟类如何在军事边界、跨国科研网络与环境治理之中发挥能动作用，从而指出自然并非与政治相分离，而是深度参与现代权力结构之中。】
注释：
[1]Eleana Jean Kim, Making Peace with Nature:Ecological Encounters along the Korean DMZ,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88.
[2]Ibid., p. 91.
[3]Ibid., p. 90.
[4]Maurice Merleau-Ponty, Nature: Course Notes from the College de France, translated by R. Vallier,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14.
[5]Eleana Jean Kim,Making Peace with Nature, 2022, p. 92.
[6]Vinciane Despret, “Responding Bodies and Partial Affinities in Human-Animal World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3, Vol. 30, No. 7-8, p. 69.
[7]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5-1976,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p. 242.
[8]吴冠军：《生命政治：在福柯与阿甘本之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第93页。
[9]同上，第93页。
[10]Jamie Lorimer, “Nonhuman charism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5, 2007, pp. 915-916.
[11]Eleana Jean Kim, Making Peace with Nature, 2022,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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