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彩黑釉陶马
马是对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最为深远的物种之一，兼具生产、交通、军事、礼仪、外交等多重价值。无论是作为衡量社会等级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还是充当维持政令通达与物资流通的主要工具，抑或是丝绸之路上连接文明的关键纽带，马的身影始终活跃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脉络之中。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汇集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青州市博物馆、绵阳市博物馆等多家机构馆藏文物，时间跨度自史前至明清，品类涵盖骨角遗存、青铜车马器、陶俑、简牍、绘画、瓷器、玉器等，多角度展现马在中华文明长卷中的千姿百态，生动阐释马在中华文化中的深厚内涵。
马的足迹，最早踏响在文明初现时。距今约5500年的哈萨克斯坦博泰遗址，留下了人类最早驯马的实证。在中国境内，距今约3700年的甘肃省齐家文化遗址也发现马骨遗存。自商代晚期起，车马坑遍布王畿故地，马不再只是山野间的生灵，而成为嵌入国家架构的重要资源，成为衡量国力、维系秩序的特殊存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域良马源源东来，相马术渐成体系，选种、辨质、饲育皆有法度，马的驯化与选育，就此成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行的隐秘力量，在刀兵与阡陌之间，写下了早期文明的雄浑序章。
自商周以降，车马便超越了交通与征战的实用属性，化作礼乐制度的具象载体。展品中，战国错银羊首青铜车軎引人驻足：羊首卷角，鸟首曲喙，通体错银流云婉转。这件车轴末端的构件，体现了古代车辆的构造智慧，也象征着使用者的贵族身份与等级秩序。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年代，战车的数量、车马的规制、器饰的繁简，皆是宗法与王权的标尺，“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称谓，将车马与国运紧紧相连。
秦汉一统，车马礼制更趋森严。秦俑二号坑出土的鞍马俑，四蹄如柱，耳似削竹，鞍鞯钉纹细密，肚带参扣规整，一丝不苟的造型，复刻出秦代战马的雄姿，也映照着秦人以马兴国、严苛选马的制度初心。杨家湾西汉彩绘陶兵马俑，大小骑俑列阵成军，黑红紫三色骏马昂首伫立，骑士控缰持兵，军阵严整，见证了汉初骑兵的崛起。武威出土的东汉青铜轺车，车马、伞盖、御奴俱全，作为仪仗前导，轻巧中透着庄重，是汉代车舆之制别尊卑、序上下的实物印证。
工艺之巧，藏于鞍辔之间，一场胡服骑射的变革，彻底改写了古代战争与交通的格局。自赵武灵王效仿游牧民族改车战为骑射，马鞍、马镫、鞍鞯、络头不断革新迭代，马具的完善，让骑兵逐步取代战车，成为疆场主力，更让千里驿传、万里通商成为可能。秦鞍马俑上完整的马具结构，汉代不断优化的骑乘装备，凝聚着古代工匠的巧思与智慧。
蹄声踏沙，万里相通，马以超凡的耐力与速度，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忠实的行者。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天马西来，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交织成网，绢马贸易、茶马互市绵延千载，马既是贸易的大宗商品，更是文明交流的核心纽带。甘肃悬泉置出土的《传驿马名籍》简，墨痕清晰，详细记录着“传马”（拉曳传车）和“驿马”（供人骑乘）的名号、年岁、身高，严苛的登记制度和高居六畜之首的价格充分显示了汉王朝对驿马的重视。这些奔走在邮驿与商路上的骏马，载着文书、物资与文化，穿梭于戈壁绿洲，让东西方文明在此相遇相融。
正如展览结语所言：马，在中国历史上是行地无疆的脚力，更是负重致远的伙伴。从商周车辂、秦俑战阵的赫赫威仪，到汉唐丝路、驿传通衢的声声蹄响，它驮负过王侯将相的旗帜，也拉动了黎庶苍生的炊烟；既被铸入青铜、写进简牍，也被吟成诗词、绘进丹青。
120余件（套）与马相关的文物展品犹如一幅主题画卷徐徐展开：西汉绵阳木胎漆马，髹黑漆，施朱彩，昂首振鬃，雄健中带着蜀地独有的气韵；青州彩绘陶马，络头当卢齐备，杏叶垂坠，纹饰精巧，将实用与审美融为一体；唐马雕塑一改秦汉时期古拙之风，展现高昂彪悍之姿，其中的三彩黑釉陶马，造型雄健，黑釉流光，是唐三彩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宋代《狩猎图》中，骏马腾空，猎手逐猎，马具服饰兼具辽金风韵与中原笔法，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至明清，马的祥瑞寓意愈发深厚——青玉海马驮书带饰，以龙马负图的上古典故，承载着文运与天命的美好寄托；道光粉彩四马图碗，四马悠然，姿态各异，以闲逸之态隐喻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西洋画师艾启蒙笔下的《十八骏图卷》，融中西画法于一体，骏马毛发纤毫毕现，动态灵动……从雕塑到绘画，从玉器到瓷器，马已然化作昂扬奋进、志在千里的精神符号，融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
文物无言，骏影有声。在一件件跨越时空的文物中，我们感受着银鞍白马的意气、老骥伏枥的壮志、龙马精神的昂扬。
本版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二马图》除外）
《中国教育报》2026年02月13日 第04版
作者：缇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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