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7日，从未有过公共服务经验的亿万富豪贾里德·艾萨克曼正式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这一任命引发美国社会新一轮对特朗普人事任命的争论和疑虑。美国行政体系长期遵循政治任命官员和职业公务员双轨并行的规则。“政治任命”使美国政府高层人员得以流动，由此形成美国独特的“旋转门”机制。长期以来，“旋转门”保证了美国政府内外政策的连续性和专业性，是美国国家创新体制的重要支撑之一。然而，特朗普任内的“旋转门”却发生了巨大变化。特朗普大大增加了政治任命官员的比例，且所任命的官员大多都是与他有着良好私交的商界“亲信”，几乎从未有过公共服务经验，这势必会加剧美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带来更多政策风险。
政—学—商的非正式网络
美国的“旋转门”多指精英人士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双向流动，即美国政府、国会和军界可从业界与学界吸纳人才担任公职，公职人员在去职后也可前往学界与业界任职。广义的“旋转门”不仅是人员的流动场，更是专业知识、政策逻辑和意识形态的传导通道，人员、知识、理念、影响力的双向交换构成沟通美国政—学—商的非正式网络。
美国历史上拥有学术、技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1945年，罗斯福总统的科技顾问布什提交了《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直陈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实力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正式打开美国战后政—学—商的联动局面。学者在研究机构积累的专业知识被用于辅助政府决策，政府将生产需要外包给军工复合体，由此形成一个拥有相似逻辑的建制派精英群体。冷战时期紧张的国际环境更促使这一群体踊跃服务国家，“旋转门”被认为可以有效地将社会各界的智识力量汇聚到政府中，从而被固定下来，成为美国的政治传统。
“旋转门”的具体运转模式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各界人员直接在“旋转门”内外穿梭。高学历精英构成的技术官僚团队是传统“旋转门”中的主力军，托马斯·谢林、亨利·基辛格等人均以学者身份进入政府，成为重要的学者型官员。第二种是业界与学界的智力成果被政界识别、吸纳和应用，由此激发出政策联动效用。这种合作模式往往是特殊历史与战略环境的产物，曾经动员学界倾力出动的“曼哈顿工程”是典型代表。第三种是政府根据需求直接外包项目，促使知识、信息和产品在“旋转门”内外快速高效流动。这种方式最为常见。一方面，业界和学界的智识资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复杂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解决思路；另一方面，外包项目促使业界和学界聚焦于现实政策议题，从而为业界和学界自身发展注入了一股实践性力量。
2025年9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装修的白宫玫瑰园宴请美国多位科技领袖。
传统“旋转门”受到挤压
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美国的“旋转门”正在经历深刻重构：政—学一侧的“旋转门”几乎停滞，而政—商一侧的“旋转门”则高度活跃。特朗普政府高度依赖个人忠诚与非正式网络，大量招募与其理念相近的商界精英进入政府部门，导致传统上依赖制度性通道（如官僚系统、智库与高校）的“旋转门”受到挤压，而以“政—商”核心圈为特征的权力—利益交换网络的作用更加凸显。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如彼得·蒂尔、大卫·萨克斯等硅谷科技巨头，借势直接嵌入政策议程的核心，展现出超常的政策影响力，推动政—商一侧“旋转门”快速旋转。萨克斯被任命为白宫的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负责人，直接参与科技政策制定，被称为“人工智能沙皇”。蒂尔在特朗普政府中的地位更为关键，他不仅助力其政治代言人万斯成为美国副总统，还通过在特朗普政府内铺设千丝万缕的人际网络，将自身的实际利益、技术愿景与政治哲学植入美国政府运作中。
从特朗普的高层人事任命中可以看出，其任内的“旋转门”以能够配合他本人提出的政策为特征。特朗普不仅在科技与经济领域倚重对其忠诚的商界人士，甚至在像驻外大使这类传统意义上被认为应由职业外交官担任的职位上，也安置一批与其私交甚好的企业家。如：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休斯顿火箭队老板费尔蒂塔被任命为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在线支付服务商贝宝联合创始人豪厄里被任命为美国驻丹麦大使。
而政—学一侧“旋转门”则明显受阻。从具体表现来看，特朗普个人持续将主流对外事务智库和相关工作人员描绘为“失败战略的制造者”“华盛顿沼泽”，这些在美国“旋转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智库和知识精英几乎彻底被排除在特朗普政府之外。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宣布，全面暂停国防部人员参与所有智库及研究机构的活动。从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通过外部专家咨询和智库研讨来“试水”政策的方式被彻底改变。政—学“旋转门”的失灵意味着美国对外政策越来越脱离学术共同体的长期研究积累，转而服从于短期政治判断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专业知识不再进入决策回路。即使特朗普偶有吸纳学界人士，他也更看中私人社会关系网和意识形态导向而非学者的专业学术能力。
受此影响，科工复合体（白宫、国会和以硅谷巨头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取代传统军工复合体嵌入国家安全体制中，“旋转门”的安全化倾向不断加剧。科工企业安杜里尔在特朗普上任不久宣布接手微软，与美国陆军签订了一项价值高达220亿美元的合同，负责管理“集成视觉增强系统”项目。此前，硅谷科技公司对国防和国家安全事业大多持观望态度，一方面是出于对“科技远离政治”价值观的信仰，另一方面是他们认为，国防行业会消耗大量资金，不符合传统科创企业的生存法则。但是特朗普的两个任期大大改变了这一传统，硅谷的科技企业对介入防务领域的兴趣飞速增加，一个显著表现是“执行创新军团”的出现：元宇宙首席技术官博斯沃思、OpenAI产品负责人威尔、帕兰蒂尔首席技术官希桑卡尔等硅谷高管正式加入美国陆军预备役，专注为军方提供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等科技服务，推动美军的技术化转型。
对美国政策决策机制的影响
特朗普任内“旋转门”走向畸变，看似只是从侧重学界变为侧重商界，但政—学“旋转门”与政—商“旋转门”有本质区别。进入政府的学者通常拥有相关领域的长期知识积累以及在政府任职的经验，而这恰恰是特朗普现在任用的商界人士所缺乏的。更甚者，特朗普任内的政—商“旋转门”不同于传统的政—商“旋转门”，新型政—商“旋转门”表现出强烈的“硅谷式商业色彩”。与传统军工企业代表的谨慎持重不同，活跃在特朗普任内“旋转门”的新兴科工企业人士奉行短周期、低成本和高毛利的策略，他们在“旋转门”中频频进出，将敏捷迅速的硅谷文化注入公共部门，以管理初创公司的方式管理国家，将导致美国政策更灵活多变、不可预测。
特朗普依赖商界人士绝非偶然，此举是其解构传统政治生态、构建个人权力体系的核心手段。特朗普急于将自身形象打造为排斥技术官僚、服务普通民众的“反建制”总统，自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革除“深层国家”，这些行为看似在“反对精英”，但实际上只是一种选择性的反对。特朗普对美国政府内部的改革仅仅打压了作为美国社会中层的“普通精英”，而利好了以硅谷技术右翼等为代表的极小范围的“超强精英”，进而催生了由顶级技术精英、政府高层与资本巨头构成的统治联盟。当前，一些重大议程设置与政策决策都高度集中在这个封闭的圈子内，使得政—商“旋转门”表现出同质化、封闭化和高度内聚的特色，而传统决策机制的稳定性、多元性和专业性被大大降低。
这种畸变的“旋转门”将深刻塑造美国对外战略的议题设定、政策工具与意识形态框架。与特朗普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兴科工企业家为谋取利益，将中国塑造为结构性对手，继而构建起基于技术争霸、生存竞争与文明对抗的叙事。他们不仅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还同时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期望成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哲学王”。借助“旋转门”的快速转动，他们将思想理念灌注给普通民众，为政策决策确立合法性根基，并革新美国行政体系的运转方式。
这一趋势或将导致一个新型“寡头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该阶层统合了“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技术资本”与“文化资本”，拥有极强的内政外交影响力和辐射范围。在其影响下，传统官僚体系下的机制性框架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更个案化、更受短期利益和即时政治压力驱动的决策模式。这些新型“旋转门”内的活跃人士持有过度自信的技术进步主义心态、道德优越感和对中国的刻板认知，认为世界运转的规律是零和博弈，中美竞争是非此即彼的文明之争，因而在其主导下，稳定中美关系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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