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与故乡不在同一个时区过年|加拿大|多伦多|澳大利亚|过年|韩国

在万家灯火之间，谁在异乡守岁？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隆重的时刻。无论身处何地，人们都会在这几天里不自觉地回望来路——餐桌上的味道、电话那头父母的声音、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都在提醒我们：故乡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时间的召唤。

但总有一些人，是在不同的时区迎来农历新年的。

当多伦多的雪夜替代了香港的霓虹，当墨尔本的火车线成为日常轨迹，当韩国大邱的街巷渐渐熟悉到可以闭眼行走——春节对他们而言，不再只是团圆的象征，而是一场关于身份与牵挂的对话。

本期春节特别专题，讲述三段跨越亚洲与北美、大洋洲的真实迁徙故事。他们没有什么“为了更好的生活”之类的远大理想：有人因一次乌龙的邀约远赴韩国求学，顺势工作、定居、成家；有人尝试在更亲近自然的环境里，为女儿寻找不再“内卷”的童年；有人在职场挫败与家庭压力之间，被推向澳大利亚的海岸。

他们获得了空间的宽广、制度的稳定、下一代更舒展的成长环境；与此同时，也在无形中承担着另一种代价——与父母亲朋的距离、语言与身份的门槛、以及一种始终无法彻底消散的孤独。

其中一位讲述者说，移民就像一只风筝，无论飞得多远，那根线轴永远留在中国。

春节，是风筝线被拉得最紧的时刻。

在这个象征团圆的节日里，我们邀请读者一起走进这些“异乡守岁”的人生，去理解迁徙如何改变一个家庭的轨迹，也去思考一个更恒久的问题：当你在另一个国家安顿下来，乡愁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又是如何消解的？

在澳大利亚，即便嘉艺拥有漂亮的专业成绩和一年的国内IT经验，但在拿到永居（PR）身份前，投出的简历几乎没有回应。直到身份解决后，才进入本地的公司工作。而嘉明本身在香港的工作并非高薪厚职，虽然加国的起步薪资略逊于香港，但工作性质相近，且在一年内便获得了主管的提拔。在韩国，随着语言的流畅，轻轻终于从餐馆走进了公司，成为一名翻译并接触其他职务，在同一家公司一干就是七年。

尽管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却依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只是“生活在异国的中国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本地人。

“就像是一只风筝，不管飞多远都连着线”

轻轻，36岁

所在地：韩国

移居时间：19年

这事得从我留学开始说起。我有个表妹一直成绩不错，但是高考失利只上了大专，大专毕业后想继续深造的她跟我聊天时，她说：当时的我也没有个靠谱的正式工作，也就动了念头。我妈是持支持态度，我爸不太乐意，但他不反对我出去看看。

我的英语不好，就不想选择英语国家，当时获得日本留学签证页很难，我最终在留学中介的推荐下选了韩国。决定了以后手续办得很快，刚开春的时候决定要出去，6月初我的韩国留学生活就开始了。但是表妹因为英语不错，在拿到大专毕业证之后申请到了荷兰的学校，9月份才出发。所以我们俩虽然相约“一起留学”，但并未在同一个国家。

因为我是0语言基础，首尔的语言学校不提供住宿，还要独自处理自己的一切事物，于是就选择了位于大邱的学校，就因为那所学校提供集体宿舍。当时也没想到从语言学校到就业、定居，都是在大邱这个城市。

当时我22周岁，跟我一起在语言学堂学习的同学大多是高中毕业或者还没毕业就过来的“小朋友”，我在国内又在电视台实习过，有过工作经验，所以在家人帮我支付学费的情况下，我觉得生活费得靠自己挣。稍微学了几个月语言就开始打零工，最快是我跑过住宅区，挨家挨户贴传单，也在手机流水线上装过零件，语言稍微流利一些后还去饭馆端过盘子，再后来语言学得不错，就从翻译的职务开始，加入了一家当地公司。

留下的原因也很简单，如果持有学习或工作签证，每年都需要续签，考虑到持有绿卡可以省去这些麻烦，算下来积分又刚好达标，就干脆办了绿卡。后来我在这边结婚生子，孩子就是韩国籍，孩子接受当地的教育并享受本国的补贴是理所应当的，也就一直留在这边。

我在那家公司干了七年，基本上没有遇到过歧视外国人的情况。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在职场遇到的大多数人对外国人都比较友好，也有少数对中国不了解的人会问“中国有这个吗？在中国会这样吗？”之类的问题。

我不是没有想过要回国，读书的时候总想着是要回国发展，甚至之后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也想着是回国发展的空间更大。研究生毕业后，我试着投了一些简历，也拿到了一些offer，在咨询了国内的朋友职场情况之后，我还是暂时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来韩国 20 年，感觉到最大的变化来自韩国人对进口产品的态度。记得刚来的时候，大多数韩国人坚信“身土不二”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以及国产的任何物件，但现在对进口产品的接受度明显提高了。

我在韩国只有同学、学姐学长、同事关系，再加上后来生孩子之后进了“妈妈圈”，就是我在这里全部的社交圈了。跟在国内的朋友们联系得还算比较多，但也只能当“网友”。每次回国之前列个清单，除了一定要吃到的各种美食，就是安排和朋友们见见面。

尽管在韩国居住、生活的时间已经赶上在中国的时间，但我仍然能感觉到在这里时一个“外国人”，我就像一只被放飞的风筝，“飘”在异乡，但那个线轴永远是在中国。孤独是我没办法回避的东西，因为这不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就算是成家了、有孩子了，也只是多了牵挂。因为这牵挂，我留在了这里。但没有朋友、没有根，孤独就始终跟随着我。

“生活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在做抉择”

嘉明，52岁

移民目的地：加拿大

移居时间：3年

我在香港出生，接受教育，毕业后一直在香港工作，在2008和2009曾到加拿大旅游，自己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和生活。婚后女儿出生后，我们一直在寻找更适合下一代成长的地方，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多伦多生活，我们在 2021 年开始筹备移民加拿大，2022年年中正式诚兴。

抵达多伦多后，我们一家三口寄居在一对好朋友家中，我们在香港认识，他们持加拿大护照，回流多伦多也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还没出发，他们就已经在加拿大帮我们登记家庭医生，替我女儿报名暑假活动。我们在朋友家中住了一个多月，期间他们教我家在多伦多如何生活，所以适应新生活并没有遭遇什么困难。这对朋友是我们一家人生命中的天使。

我在香港的工作也不算是什么高薪厚职，所以在加拿大虽然收入不如在香港，可是工资落差也不算是太大，工作性质跟在香港时也差不多，妻子也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我入职第三年，主管提拔我升职。我觉得我们一家都是幸运的。

过程中最困难的是如何跟双方父母交代。全程我只是和妻子一起计划，几乎要出发了才告知家人这个决定，但我清楚一旦跟他们商量，最终就会很难诚兴。是满足父母的期待、留下陪伴家人，还是为自己与妻女寻找更理想的生活，毫无疑问我选择了后者，移民筹备过程中有太多事情要考虑、要处理，所以我不想给任何人动摇和拖延我的计划。

当然这样的安排，对家人来说是非常差劣的，这是我人生中没法弥补的遗憾。

说回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有两百平方米，另加地库和后花园，所在位置四通八达，“学区”也不错。同样的价格在香港，我们大概只能买到 50 平方米的两室蜗居。我和妻子更在乎的还是女儿的教育。这里的教育氛围对小孩子更加友善，不可能找到学生因学习压力自杀的新闻。

而消闲生活也跟香港不太一样，感觉更贴近大自然，我多次见到野兔和狐狸在我家后花园溜达，冬天驾车可以到看北极光的地方，夏天可以驾车到不同很有北美特色的小镇，或者驾车到以说法语为主的魁北克省感受在北美的欧洲风情。

多伦多已经有很成熟的华人社区，在香港有的，在多伦多也有。如果一直留在香港，或许等孩子读大学时也一样要考虑与孩子分开的焦虑，而今似乎也不用从小就计划如何把女儿送到国外升学。关于养老，我们更多还是在做准备，如何面对孩子羽翼丰满，从我们身边飞出去的那天。

堂姐的“背叛”，成为改变命运的推手

嘉艺，41岁

移民目的地：澳大利亚

移居时间：17年

读书工作时，我都没有过出国的想法。在我的概念里，我家一直很穷，“留学”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应该在我的世界里存在。考研失利后，我就找了个班上。

但是命运的转机就发生在不经意间。2008 年快结束的时候，我一时冲动裸辞，感情上也遇到一些挫折。结果临近年关不太好找工作，我就先回家了。遇到堂姐问我近况，我就告诉了她，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跟我家里人说我辞职的事情。结果过年回家聚会时我说要提前开工回北京，堂姐却在人前当场拆穿我，我闹了个大笑话，也有十年没有跟堂姐联系。

送走家里的亲戚们，爸爸妈妈和我长谈了一次。他们告诉我家里的经济状况其实还可以，提供了一个去澳大利亚读研究生的选项。我爸对我第一次考研失利还是很耿耿于怀的，而在 2009年，去海外读研还能算得上“镀金”。

所以某种程度上，堂姐的“背叛”才是这个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的推手。

选择澳大利亚，则是因为我的大姨早已移民那里多年，父母觉得多少有个照应，申请学校的时候，也只申请了“澳大利亚八大”中的其中一所，那是大姨的女儿曾经就读的学校。

第一年生活在亲戚家有亲戚照顾日常饮食，住在亲戚家后院的单独granny flat私密性也很好。除了去学校的距离有点远，生活上都很方便。读到第二年，我找到同学一起合租，不想再过多打扰大姨，就搬到学校附近住，过上了和大多留学生一样的生活。

我是 IT 方面的本科毕业，在这边也学了相关专业，我的英语一直以来也算不错，所以学习对我来说并不算困难，毕业的成绩单也很漂亮。但即便如此，毕业找第一份工作仍然颇费了一番周折。在没有拿到永居身份之前，投正经工作基本上没有回应，而拿到了永居身份之后，明显回应就多了起来。最后感觉是靠运气，投到了一个本地的IT公司刚好缺人，总算入了行。

工作了两三年，有能力贷款买房了，我就开始留意买房的事。当时还没买车，就确定要在火车站附近选择，方便工作通勤。顺着几条火车线看了差不多二十几个房子，我大概对市场和自己的负担能力有了一个整体认识。

某天看到了现在的房子在开放，进去看了五分钟就有感觉差不多就是他了。这个房子不是拍卖，跟中介出了个我觉得可以负担的价。来回打了几个电话第二天就接到电话，说房东接受了我的offer。其实当时没有特别高兴的感觉，因为一早就有预感，这个房子就是我的。

现在我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 16 年，和国内的家人朋友都是逢年过节问候一下的那种。我从来不是那种特别需要陪伴或者朋友的人。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朋友都挺少的。但这和移民不移民没有关系，就算我在国内，估计也不会是那种有很多朋友的人。

我在长沙长到 18 岁，去了北京，待了七年。来澳大利亚则已经有 17 年了。我喜欢墨尔本，这里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但我一直以来有一个自我认知：我是Chinese living in Australia 而不是Australian。

我知道我会在这里待上很长时间，在此终老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这种底层的归属感出生时没有，就是没有，这是无法培养的。

我喜欢这里，但我并不属于它，这两者并不冲突。

跨越千里的牵挂，“异乡人”是甩不掉的标签

迁徙的下半场，是关于“扎根”的博弈。当最初的冲动消散，让这些异乡人最终决定不再回头的，往往是那些极其具体、甚至有些冰冷的现实考量。

对于已经组建家庭的移民者来说，下一代的生存环境是决定去留的决定性因素，对社会支持系统的感受，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养老”和“终老”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