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朝皇权专制的巅峰之作|官僚|张居正|明朝|朱元璋

废除丞相与权力的“钟摆效应”：论明朝皇权专制的巅峰与反噬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之职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胡惟庸案”为契机，一纸诏令废除了存续千年的丞相制度。当六部官署的奏疏从此直达御前，当“中书省”的铜印被熔铸销毁，这位起于草莽的帝王或许以为，自己终于将天下权柄牢牢攥入掌心。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他亲手打造的皇权专制巅峰，却在百年后催生出制度性的“反噬”——那些被他视为“皇权附庸”的内阁辅臣，竟以“首辅”之名重构权力格局，在君臣博弈中演绎出一幕又一幕制度与人性的双重变奏。

一、“去相权”：朱元璋的集权实验

废除丞相的本质，是皇权对相权的系统性绞杀。

朱元璋废除宰相的深层次原因

在传统官僚体系中，丞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史记·陈丞相世家》），既是政务枢纽，也是皇权与官僚集团的缓冲带。但朱元璋目睹元末“宰相专权”之弊，更忌惮“权臣代立”的历史循环——从曹操到张居正（尽管此时尚未发生），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始终如影随形。于是他悍然打破祖制：

制度性肢解：
将中书省权力拆分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形成“君主—六部”的直线管理模式；
监察性笼罩：
设立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以“风闻奏事”渗透官僚系统，使百官“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思想性驯化：
通过《大诰》等律法强化皇权神圣性，甚至将“君为臣纲”写入科举命题，从意识形态层面固化权力伦理。

这套“去相权”组合拳，使明初皇权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明实录》记载，朱元璋曾单日处理奏疏207件、政务411事，事无巨细皆躬亲裁决，看似展现了“强势帝王”的控制力，实则暴露了制度设计的致命缺陷——当权力高度依赖帝王个人能力时，一旦皇权出现真空，系统必将陷入失衡。

加强了皇权

二、“首辅崛起”：从秘书到权臣的权力嬗变

朱元璋或许未料到，他废除的是“丞相”之名，却催生了“首辅”之实。

朱棣靖难登基后，因政务繁杂设立“内阁”，起初不过是五品侍讲、编修组成的“顾问小组”，职责仅为“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明史·职官志》）。但随着时间推移，内阁逐渐获得两项关键权力：

票拟权：
对奏章提出处理意见，经皇帝“批红”后成为政策。看似是“建议权”，实则掌握政务流程的主动权；
部院兼衔：
内阁大学士往往兼任六部尚书（如张居正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实现对行政系统的垂直掌控。

这种“制度外授权”，本质是皇权的延伸，却在帝王怠政时演变为权力黑洞：

杨廷和：内阁首辅

正德朝杨廷和：
武宗朱厚照沉迷嬉游，杨廷和以首辅之职“总揽朝政”，不仅主持“大礼议”之争，更在武宗暴亡后独断立嘉靖帝，创下“阁臣定君”的非常例；
万历朝张居正：
神宗年幼，张居正联合冯保掌控司礼监，以“一条鞭法”“考成法”等改革之名，将内阁权力推向巅峰——时人谓之“非相却胜相”，甚至出现“居正所批，朕无一字不从”的怪象。

此时的首辅，虽无丞相之名，却集决策权、行政权、监察权于一身，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相权的隐形复辟”。但与前代丞相不同的是，他们的权力既非法定，亦不稳固——杨廷和终被嘉靖罢官，张居正死后遭抄家清算，印证了首辅权力的本质：它是皇权专制下的“寄生体”，既能因帝王懒政而膨胀，也会因帝王猜忌而覆灭。

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权力达到顶峰

三、专制的“双刃剑”：效率、失衡与制度宿命

明朝的皇权专制，恰似一把雕琢精美的双刃剑，在切割旧秩序的同时，也划伤了制度本身。

利在集权效率：废除丞相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空前强化——卫所制度将军队收归皇权，三司分权（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杜绝地方坐大，户籍黄册与鱼鳞图册编织成严密的社会管控网络。这种高效集权，使明朝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工程（如营建北京、疏通运河），并在永乐朝实现“远迈汉唐”的疆域拓展。

明朝卫所制度

弊在失衡隐患：当权力全部系于帝王一人，制度便失去了弹性缓冲——

帝王勤政（如朱元璋、朱棣）时，系统尚能高速运转
；一旦帝王怠政（如万历三十年不上朝），权力真空必然被填补，要么是首辅“代行皇权”，要么是宦官“窃取批红”，明末魏忠贤之祸便是明证；
官僚体系沦为皇权附庸，丧失独立谏诤能力。
朱元璋设立的“科道言官”本为监察之用，却在皇权高压下逐渐异化，至中后期沦为党争工具，“非杨党即魏党”的撕裂，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内耗。

而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专制制度与社会发展的脱节。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崛起，社会治理需求从“稳定压倒一切”转向“多元利益协调”。但皇权专制的本质是“一元化控制”，它既无法容纳新兴阶层的政治诉求，也难以应对复杂的经济问题——张居正改革试图以集权手段推动财政现代化，却因触动皇权与官僚集团的双重利益而中道崩殂，便是制度僵化的典型注脚。

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达

四、历史的“钟摆”：从极端集权到动态平衡的轮回

朱元璋废除丞相，本意是终结“相权威胁皇权”的历史循环，却无意中开启了另一种循环：极端集权催生权力反扑，制度失衡倒逼机制调整，最终在“集中—分散—再集中”的钟摆中走向新的平衡。

文官集团也在恣意发展

这种循环的本质，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对“权力制约”的永恒探索——当皇权突破官僚体系的常规制衡，社会便会通过非正式渠道（如首辅专权、宦官干政）重建平衡；当非正式制衡引发混乱，又会呼唤新的集权来恢复秩序。但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言，明朝的问题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律”，将一切权力合法性归于皇权，却缺乏制度化的权力分解机制，最终使“平衡”只能在混乱中被动达成，而非在理性中主动构建。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明朝的皇权专制既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逻辑终点，也是近代化转型的制度起点——它极致展现了传统专制的效能与局限，也为后世提供了“权力过度集中必致反噬”的镜鉴。当我们审视张居正“威权震主”的悲剧，当我们反思崇祯帝“独断而亡”的宿命，不难发现：真正的制度智慧，从来不是追求某一极的“绝对强大”，而是在权力的张力中寻找动态的平衡——这或许才是明朝留给历史最深刻的启示。

五、历史结语：在专制的巅峰，看见制度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