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这一学年，学校里有几件事被明确写进了「必须执行」的清单。
春秋假被正式排入学年校历，日常考试次数和试卷来源被限制，教辅进校需要备案，作业形式和完成时长被反复核对，心理健康与体育活动进入常态化检查范围。
在新的一年回望：当补课、作业和外部加压被不断压缩，学校内部，究竟发生了哪些真实变化？
在 2025 年，很多人以为「双减」已经进入相对平稳期，但一些地方的密集动作，正在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治理并未松手，反而在向更难、也更敏感的地带推进。
3 月底，西安连续三天通报校外培训违规案例，25 起「隐形变异」学科培训被集中曝光，不仅涵盖多个区县，也直指头部机构与「高端定制」「托管变培训」等熟面孔。同一时期，北京海淀等地同步展开突击检查，违规补课被现场叫停、退费、拆除设施。
这些行动并非偶发，而是 2025 年多地监管节奏趋严的一个缩影。但比整治机构更值得关注的，是治理视角的进一步下沉。在西安发布的《关于严禁全市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进行学科类校外补课的通知》中，矛头首次被系统性地指向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这一「老问题」。这意味着，双减正在从外围治理，转向对教育内部运行机制的直面。
回顾过往十余年的教育治理路径，从抵制有偿家教写入师德规范，到「一票否决」的职业道德处罚机制，再到如今地方层面以文件形式明确「红线」，政策工具不断升级，却始终绕不开一个现实：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循环，并未真正被打破。一些家长的直观感受是，课堂内容被「留白」，重点知识转移到课外；部分教师的教学重心，也在无形中向补课市场倾斜。对部分家庭而言，补课不再只是家长的「选择题」，而逐渐演变为一种被动应对竞争的「必选项」，教育公平因此被不断稀释。
西安此轮「禁补令」，正是对这一结构性问题的正面回应。它并不只是惩戒个体，而是试图切断利益链条，让教学重心重新回到课堂本身。文件中对师德师风的强调、对「一票否决」的重申，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清晰——教师角色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
当然，补课屡禁不止，并非单一原因所致。教师待遇保障、职称晋升压力、绩效分配机制滞后，与家长对升学竞争的焦虑、优质资源分布不均，共同构成了复杂的现实土壤。也正因如此，简单的「堵」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步推进严格监管的同时，一些地方也开始通过课后延时服务、校内公益辅导、教师轮岗与「名校+」工程等方式，试图补上需求缺口。这种「疏堵结合」的治理思路，正在成为 2025 年多地双减政策的重要特征。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围绕有偿补课的治理，本质上是在回答三个问题：
能否通过提升校内教学质量，重建家长对学校的信任？
能否通过制度设计，重塑教师群体的职业荣誉感？
又能否通过资源配置的调整，减少对补课的结构性依赖？
这些问题，没有一纸文件就能解决。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双减开始直面教师、课堂与评价体系本身，这场改革，已经进入真正考验耐心与智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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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5 年双减持续深化的背景下，一类介于培训与托管之间的新业态，终于迎来了明确定位。四月，江西省教育厅发布新规，将 AI 自习室正式纳入校外托管服务范畴。这一动作看似是一次分类管理，实则是在为技术介入教育划定清晰边界。
长期以来，AI 自习室的身份始终模糊。一些机构打着科技教育的旗号，在自习、托管与学科培训之间游走，既让监管面临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家长对隐形补课的担忧。江西此次出台的检查细则，首次在制度层面明确 AI 自习室的核心功能是辅助自习，而非开展学科教学，并同步划出不可触碰的红线。
边界一旦明确，治理逻辑随之发生变化。新规要求 AI 自习室参照托管机构管理，重点强化安全责任与数字化监管，包括接入全省教育监管系统、智慧消防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这一系列要求传递出的信号十分清晰，技术创新可以被鼓励，但前提是运行在可监管、可追溯的框架之内。
对于行业而言，这是一把双刃剑。试图通过包装概念规避监管的机构，将失去操作空间；而真正以技术服务学习过程的 AI 自习室，则迎来了被重新理解和评估的机会。过去，由于定位不清，家长信任不足，行业一度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如今，随着学科培训属性被彻底剥离，AI 自习室作为学习空间与管理工具的价值开始被凸显。
一些机构也随之调整方向，将重心放在学习行为分析、过程管理和数据反馈上，而非内容输出本身。这类功能看似克制，却恰好填补了学校课后服务与家庭辅导之间的空白，既不额外制造学业负担，也为家长提供了可观察、可理解的学习信息。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数字化监管正在倒逼行业提升技术含量。管理流程全面透明后，技术不再只是营销标签，而成为合规运营的基础能力。这种用技术规范技术的路径，也为双减背景下的新业态治理提供了新的解法。
在校内减负持续推进、校外培训空间被压缩的现实中，AI 自习室有可能成为学校与家庭之外的第三类学习支持场景。但这一前提是，技术始终服务于学习过程，而非成绩竞争本身。
当模糊地带被清理，AI 自习室回归教育服务本质的考验才真正开始。这不仅是一个行业的转型命题，也是双减进入精细治理阶段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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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5 年双减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作业管理正在成为新的治理重点。五月，上海市教委发布通知，明确不得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并进一步细化作业总量、时长和管理机制。这一看似细节的规定，实则触及了双减长期难以松动的一条隐性链条。
在不少家庭中，作业早已不只是学生的任务。检查、批改、拍照、反馈，家长被无形推上教育一线，课堂责任被延伸到家庭，减负在校内发生，却在家中悄然反弹。上海此次以「负面清单」的方式明确禁止相关做法，本质上是在重新厘清学校、教师、家长之间的责任边界。
更重要的是，这份文件并未止步于「不许做什么」，而是系统性重构作业的教育功能。小学低年级不布置书面回家作业，明确作业完成时间上限，探索设立无书面作业日，强调体育、劳动与社会实践的重要性。这一系列设计背后，是将作业从「刷题工具」拉回「育人载体」的尝试。
文件中反复强调教学、作业与评价的一体化，也释放出明确信号：作业不是教学的附属品，而是课程实施的重要一环。作业质量不再靠数量堆积，而要通过目标清晰、难度适切、反馈有效来实现。教师被要求试做作业、集体研制作业、记录作业过程，学校则通过备案、公示和检查机制进行调控，作业被进一步纳入可追踪、可评估的教学治理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并未回避技术的介入。一方面鼓励合理使用数智工具提升作业设计和反馈效率，另一方面也明确提醒防止依赖技术直接获取答案，避免学生思维能力被削弱。这种克制的态度，体现出对效率与成长之间边界的清醒判断。
从更长周期看，作业治理的指向并不只是减量，而是减压。把家长从作业批改中解放出来，把学生从无效重复中解放出来，把教师从简单布置中拉回专业设计，本质上是在重建对学校教育的信任。
在双休制度全面铺开、校外培训整治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教育部再次出手。七月份印发的《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提升年行动的通知》，列出 了 16 条负面清单，相较去年的 12 条，不仅数量增加，指向也更具体。这并非一次常规性整顿，而是对基础教育运行逻辑的一次系统校正。
最显著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减负治理的进一步下沉。文件中与减负相关的条目数量增加、位置前移，释放出清晰信号：治理重心正在从课外培训、超纲教学等显性问题，转向校内教学与管理环节本身。频繁组织考试、以考代教被明确纳入整治范围，小学低年级不得组织纸笔考试，初中考试频次被严格限制，意在切断长期依赖考试驱动教学的惯性路径。
这一调整直指基层学校的现实痛点。长期以来，减负往往止步于口号层面，真正影响学生学习节奏的，却是校内评价方式的高度集中化。当考试被反复使用为管理工具，教学自然围着分数转，学生压力也随之内化。此次政策的指向，并不是取消评价，而是重建教与考之间的合理边界。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升学率在评价体系中的进一步降权。文件明确提出，不得以升学率或成绩对学校、教师进行排名。尽管相关条目排序靠后，但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长期以来，升学率几乎定义了一所学校的价值坐标，也塑造了教育系统的单一目标。
当评价标准开始松动，教育的航向才有可能调整。这并不意味着分数不重要，而是意味着分数不再是唯一标准。越来越多地方将身心健康、综合素养、成长进步纳入评价体系，虽然仍处探索阶段，但方向已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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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开学季，广东的一纸通知，成为很多家庭的第一道「教育考题」。
7 月底，广东省教育厅明确提出，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通过学校推荐、代购教辅材料，并严格执行「一科一辅」。小学阶段由政府统一免费提供教辅，初中只允许使用省级评议目录内产品，高中则需公示、备案、价格透明。这一套组合拳，几乎切断了教辅进校的传统通道。
政策落地迅速，但争议随之而来。家长的焦虑并未消失，只是换了方向：没有教辅，孩子如何巩固？不统一购买，选择成本反而更高？深圳随后明确由学校统一征订、免费发放，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过渡期焦虑」，却也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教辅，并不只是学习工具，而是长期承载着家长对升学确定性的期待。
从治理逻辑看，教辅收紧并非孤立动作，而是「双减」进入深水区后的必然选择。过去多年，教辅的野蛮生长，本质上是应试教育焦虑的外化形态。同步练习、假期作业、拔高训练层层叠加，形成一条隐形内卷链条。此次广东的做法，实质是在小学阶段直接切断教辅的市场化生存空间，在初高中压缩灰色操作空间，把「减负」从校外推回校内。
但问题并未就此消失。城乡和区域差异开始显现：师资和教研能力强的学校，可以快速开发校本作业；薄弱地区却可能陷入「禁辅之后无辅可用」的现实困境。教师层面，长期依赖教辅完成作业设计的路径被打断，而相关培训与支持明显不足。家长端的需求也没有消失，而是转向线上题库、家教、定制服务等更隐蔽、也更昂贵的渠道，公平性反而面临新的挑战。
在这场教辅治理中，多鲸也收到了多位教育者的来稿。这类声音指向的，并不是对减负初衷的否定，而是对「治理重心」的提醒。当教辅被视为问题本身时，课堂支撑体系却尚未补齐，教师承担了政策落地中最大的摩擦成本。减负若不能同步转化为教学支持，最终只会把压力从学生身上，转移到教师肩上，再以另一种形式回流。
随着教辅进校受限，新华书店这一传统发行体系率先感受到震荡。教材教辅作为核心收入来源之一，正在因人口变化与政策收紧而承压，营收下滑、利润收缩成为多家出版集团的共同现实。但教辅并未因此退出市场，而是改变了流向。从统一征订转向零售，从线下门店转向内容电商与直播间，选择权更多地交到家长手中。数据显示，教辅零售市场反而持续增长。只是，这种转移也带来新的问题：家长的选择成本更高，信息不对称更严重，教育资源的分化从「校内显性」转向「家庭隐性」。
教辅治理走到今天，已经不再只是一本书能不能进校的问题，而是在问：当旧渠道被关上，新通道是否足够公平、透明、可负担？答案，仍有待时间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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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新学期伊始，上海一所新设小学意外出圈。宋庆龄学校附属徐汇实验小学的关注点不在校舍，也不在课程，而是一份少见的「管理层名单」：奥运冠军吴敏霞、中科院院士樊春海、指挥家汤沐海、人文学者杨志刚、农业专家蔡友铭，分别担任学校「五育副校长」。
这些名字原本属于赛场、实验室和艺术殿堂，如今却同时出现在基础教育现场。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更像是一场关于「基础教育该由谁来参与」的制度性试验。
学校提出的「大师育幼苗」模式，本质是一种教育治理结构的重构。德、智、体、美、劳不再只是课程表上的分类，而被明确对应到不同领域的顶尖实践者，由他们深度参与课程设计、活动策划与教育理念引导。这意味着，学校不再只依赖单一校长与教师体系，而是尝试构建一个多元协作的教育共同体。
这一探索，回应的是「双减」进入提质阶段后的现实命题。当作业和培训被压缩，教育必须拿出新的「质量来源」。让孩子在小学阶段就接触真实的科学精神、体育意志、艺术审美与公共价值，是对「素养教育」最直观的注解。
从家长视角看，这种模式也击中了当下的教育焦虑转向。分数依然重要，但已不再是唯一目标。越来越多家庭开始关心：孩子是否看见过更大的世界，是否拥有多元的成长想象空间。在人工智能加速替代标准化技能的时代，这类早期启蒙的意义正在被重新估值。
但这套模式并非没有边界。顶尖人才的时间投入、专业内容向儿童学习转化的难度、以及是否具备可复制性，都是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如果只能停留在少数学校的「示范样本」，反而可能放大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更关键的挑战还在评价体系。如何衡量这种跨界育人对学生长期发展的影响，如何让「看不见的成长」被制度性认可，仍有待更长时间的观察。
从这个意义上看，「吴敏霞们」走进校园，不应被理解为明星效应，而是一种信号：基础教育正在尝试从「育分」走向真正的「育人」。当教育开始邀请大师种下幼苗，它考验的不是热闹，而是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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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进入第四年，一个重要变化正在发生：减负不再只发生在作业和课堂里，而是开始调整学生的时间结构本身。
春秋假，正是这一转向最具象的体现。早在 2013 年，国家就提出探索中小学春假制度，此后十余年间，相关表述不断出现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中，但始终停留在原则层面。直到 2025 年，这项改革迎来了真正的集中释放期。中办、国办在《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明确鼓励探索春秋假制度，随后，商务部等九部门在扩大服务消费的政策中提出，在总教学时间不变的前提下，科学调整学年校历，优化学生假期安排。
春秋假由此完成了一次角色转变：它不再只是教育系统内部的时间调整，而成为教育、消费与家庭生活协同治理的一环，被赋予了兼顾教育质量、家庭生活与社会运行的制度功能。
地方层面的落地速度，也明显加快。从浙江率先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中小学春秋假，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制度全覆盖的省份，到近日江苏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统筹中小学春秋假与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并公布了从 2026 年春季学期起实施的具体方案，春秋假被安排在学期中段，与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相连，形成可感知、可规划的连续假期。
更重要的是，春秋假被明确纳入双减框架管理。在教学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不增加作业、不挤占假期，同时配套公益托管和校内开放，确保学生真正获得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制度设计，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减负的目标，不是把时间重新塞满，而是让时间回到生活。
如果说双减最初解决的是作业和培训问题，那么到 2025 年，它开始正面回应一个更深层的议题：中小学生的心理压力。
教育部 10 月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并非一次单点政策，而是对双减成效的系统性补充。从严控作业与考试频次，到规范校外培训，再到中考改革、体育时长、睡眠管理，这些熟悉的双减工具，被重新整合进一条清晰主线——降低长期竞争压力，修复学生的心理承受结构。
一个显著变化在于，心理健康不再只是「辅导室里的事」，而被纳入日常教育治理。《十条措施》提出鼓励设立无作业日、禁止成绩排名、减少测试频次，本质上是在切断焦虑的制度源头，而非事后干预。这意味着，双减的目标正在从「减量」走向「减压」。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技术路径的引入。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支持探索开发 AI 心理助手、智能减压室等工具，用于心理问题的初步识别和即时支持。这不是要用技术替代教师，而是承认一个现实：在高密度校园环境中，早发现、早预警，比事后疏导更重要。心理健康开始被视为一项需要系统监测、分级响应的公共议题。
在双减第四年，教育治理的关键词，正在从控制走向修复。从减负，到护心，这或许是这轮政策周期中，最不容易被量化，却最关键的一步。
在双减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一个微妙变化正在校内发生：作业少了，培训被管住了，但考试却并未同步退场，反而在不少学校中变得更加高频。
阶段测评、质量监测、模拟测试不断出现，考试在教学管理中的使用密度持续上升。分数，成为一种成本最低、操作最成熟的管理工具。在校外增负渠道被切断后，部分压力开始向校内回流，考试被赋予了超出教学诊断本身的功能。
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教育部明确在 2025 年末提出加强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并提出一项指向性极强的要求：不得向任何组织和个人购买试题、试卷。当学校依赖外部购买的标准化试卷进行高频测试，不仅可能使评价脱离本校教学实际，也在无形中将部分评价权让渡给市场机构。因此，表面看，这是一次技术性规范，实质上，禁购试卷的深层用意在于权力回收——命题权，必须回到校内。
考试原本是教学的辅助工具，用于发现问题、调整教学。但当命题外包、整卷购买成为常态，考试的公共属性被弱化，其区分和筛选功能被不断放大。禁购试卷，并不是否定专业支持，而是重新划定边界：在日常考试这一关键环节，学校必须承担主体责任，考试不能成为外部力量介入校内评价的通道。
从更长周期看，禁购试卷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双减的目标，不只是减少外在负担，而是重塑校内评价秩序。当考试被合理约束，分数才能回到服务教学的位置，而不再主导学生的学习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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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将至，期待新的一年里，孩子的假期不再被填满，情绪能被看见，成长不必被催促；也期待学校与家庭，在更清晰的边界中，各自站稳位置。愿新的一年，教育少一点焦虑，多一点节奏感。
这或许正是双减真正想抵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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