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1日，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杨舒平作为学生代表上台讲话，她一开口就说，第一次呼吸到那里的空气，觉得新鲜甜美，几乎到了奢侈的程度。
接着她又说，在中国的时候每次出门都要戴口罩，不戴就会生病，现场不少人鼓掌，但很多中国留学生听完直接懵了。
因为她老家在昆明，昆明一直有“春城”的名声，空气质量长期处在不错的水平，平时也不是她描述的那种状态，她的说法让人觉得是在顺着现场的情绪讲故事，把夸张的内容当成亲身经历讲出来。
更关键的是，这段发言很快被人剪成视频传回国内，网络讨论立刻爆开，很多人质疑她为了讨好听众故意把话说得难听，把生活环境说得很糟糕。
争议越来越大之后，外界等着她出来解释清楚，或者至少把话说圆一点，但她没有这样做，她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开骂，用词很脏，还说了“去死吧死番薯们，美国的粑粑都是香甜的”这种话。
原本还停留在“发言是否真实、是否合适”的争论，马上变成对她态度和人品的全面反感，到这一步，她的形象基本定了型，想要再挽回已经非常困难。
毕业以后，她开始在当地找工作，向不少公司投简历，她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名校毕业再加上那次发言带来的曝光度，可能会让人更容易记住她，也更容易拿到机会。
现实并没有按她想的走，简历投出去大多没有回音，偶尔拿到面试机会，有的面试官开口就问她是不是毕业典礼上那位说中国空气差的人。
她以为这是在认可她的表达，就直接承认了，结果不少面试很快结束，甚至当场被拒。
有的拒绝理由也说得很直接，觉得一个能在公开场合把自己国家说得很难听的人，在工作里不一定可信，也担心她在关键时刻会做出伤害团队利益的选择。
大公司进不去，她去投小公司，结局差不多，网络信息太透明，那段发言视频和她在网上的辱骂回复很容易被翻出来，面试官只要简单查一下就能看到，她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个标签，求职越投越被动，能争取到的机会越来越少。
后来又遇到疫情扩散，就业市场整体收缩，找工作更难，她没有稳定收入，签证也到了期限，续签不顺利，最后只能离开。
她原本以为那次发言能让自己获得认可，结果现实给出的反馈是持续的排斥，最终连继续留下的条件都难以维持。
离开之后，她又去了韩国想重新开始。她继续找工作，继续投简历，希望换个地方能把过去翻篇，但事情没有她想得那么简单。
她之前的争议在网上一直存在，相关信息并不会因为换个国家就消失，她投了不少公司，基本没有回音，也很难拿到正式机会。
时间一长，积蓄不断减少，她能做的选择越来越少，最后只能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短时间内很难在外面稳定下来。
差不多在2019年前后，她回到了中国，回国以后，找工作仍然不顺，很多用人单位看重员工的稳定性和团队风险，她身上的争议太大，招进来容易引发舆论问题，也可能影响公司形象，所以大多选择避开。
她很难找到正式岗位，只能靠一些零散的翻译活接单维持生活，收入不高，也不稳定，后来她父母帮她改了名字，让她回老家低调生活，尽量不再出现在公众视线里。
她从名校毕业走到这种处境，问题不在于一次发言本身，而在于她把话说得太满，把态度做得太冲。
毕业典礼上那几句话如果只是表达个人感受，至少还能留出解释空间，但她把话讲成绝对化的控诉，又和她的家乡情况对不上，让人自然会怀疑她是在迎合现场情绪。
争议出现后，如果能把事实说明白，承认表达夸张，给出一个正常的沟通态度，舆论未必会持续发酵，她偏偏选择用脏话回怼，把别人对她的质疑变成对她品行的否定，也把自己推向更尴尬的境地。
求职受挫并不让人意外，职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可靠、可控、能合作，公开场合为了效果讲不实内容，事后又用极端方式回应，容易让人觉得这个人情绪管理差，也缺少边界感。
很多岗位还涉及信息保密、团队信任和对外沟通，招聘方通常会更谨慎，名校背景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发挥作用，因为负面印象已经盖过了学历带来的优势。
她后来辗转多地、长期找不到稳定工作，最终回到国内低调生活，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连串选择的结果。
她把尊严和形象当成可以随便交换的筹码，以为说几句迎合的话就能换到机会，但当口碑变差、信任崩掉之后，机会只会越来越少。
事情发展到最后，她不得不躲开关注，靠零散工作度日，也不得不接受过去的行为会长期跟着自己。
至于她当年说过的那些关于空气的话，昆明依旧是昆明，城市照常运转，游客照常来往，生活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夸张发言就改变，真正改变的只有她自己的人生轨迹，她想用一句话换来掌声，后来却付出了很长时间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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