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海洋警察厅在2月18日通过韩联社对外透露，正在推进一项针对中国渔船的罚款政策调整，把最高罚款额度从原来的3亿韩元提高到15亿韩元，相当于人民币从143万元升到716万元，同时担保金标准也统一上调到最高15亿韩元。
这一调整直接参考了泰国、印尼、澳大利亚等国对非法渔船约100万美元的罚款做法，以及欧盟按非法渔获价值5到8倍计算的标准，目的是让违规成本远远超出可能收益。
就在韩国公布这一消息前不到一周，日本水产厅刚刚完成对一艘中国渔船的扣押行动。2月12日中午，日本执法船白鸥丸在那崎县五岛市女岛灯塔西南约170公里、距离89.4海里的日本主张专属经济区内，发现了中国虎网渔船琼东渔11998号。船上共有11名船员，包括47岁中国籍船长。执法人员发出停船接受登船检查的指令后，渔船没有立刻服从并试图驶离，随后白鸥丸联合那之津、武藏、白萩丸等巡逻船从多个方向合围，经过数小时拦截最终控制住渔船，当场带走船长接受调查。
中国驻福冈总领馆当天迅速介入协调，船长提交支付担保金的书面保证书后，日本水产厅在2月13日晚19时55分将船长从执法船送回原渔船，整个过程仅持续约30小时。这次扣押是日本水产厅2026年首次针对外国渔船采取行动，也是自2022年以来首次对大陆渔船逮捕船长，与过去四年主要处理其他船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回顾东海和黄海的渔业执法历史，韩国扣押中国渔船的数量在疫情后出现明显波动。2019年达到115艘高峰，2020年降到18艘，此后逐步回升，2025年录得57艘，创近四年新高。这些数字直接反映出中国渔船在黄海作业范围扩大后与韩国主张海域的重叠加剧，韩国国内渔业资源因此受到影响，年出口30万吨水产品的目标难以实现。
日本这次行动发生在中日关系因台湾相关议题持续紧张的背景下，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在东海执法保持较高强度。相比以往多以警告或驱逐为主，这次直接出动多艘执法船实施逮捕并短暂扣押，显示日本在资源保护名义下的执法手段有所强化。但日方在收到担保后快速放人，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扩大，这一点与韩国转向长期政策调整的做法形成互补。
韩国罚款新规的推出，正好紧随日本扣船事件之后。韩国总统李在明在2025年12月的海警工作报告会上明确要求严厉应对黄海非法捕捞，国内渔民团体也多次施压，推动原定稍晚公布的方案提前落地，并把罚款上限从最初考虑的10亿韩元进一步提高到15亿韩元。这种时间上的紧密衔接，让外界看到日韩在渔业权益问题上对同一群体的执法动作呈现同步加强的态势。
两者在形式上存在明显差异。日本采取的是现场物理拦截与短期拘留，快速通过外交渠道解决；韩国则通过预先修订法律上限，形成覆盖所有中国渔船的经济威慑机制。相比过去韩国罚款标准较低、难以完全覆盖非法所得的状况，这次调整相当于执法工具的一次升级换代，把惩罚力度拉高到原来的五倍，执行方式也从个案处理转向体系性防范。
截至2026年2月19日，日本扣押琼东渔11998号的事件已经完全结束，船长和船员安全返回国内，船只没有进入进一步起诉程序。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协调工作确保了人员和资产的及时脱困。韩国海洋警察厅的新规目前仍处于细则完善阶段，尚未出现按新上限实际开出罚单的案例，但海警巡逻力度保持在高位。
这些接连发生的执法调整，让中国渔民在相关海域的作业面临更高成本压力。船东需要提前评估潜在罚款风险，或许通过国内保险安排分散部分损失，或者在出海前加强与海警部门的信息沟通。中国海警在东海包括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巡航，为合法作业渔船提供了持续支持，有效避免单边执法主张的扩大。
整体而言，日本扣船后快速释放与韩国罚款上限大幅提升，形成一种从个案到政策的执法链条。中国渔民的捕捞活动因此进入风险更高的阶段，但也促使各方更加重视通过协商途径寻求长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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