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最新的土地出让金预算，比去年又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这是卖地收入连续第4年出现两位数大幅下滑。当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钱袋子缩水近半，旧的增长发动机油量枯竭，地方该如何转型？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又会出现哪些变化？
接下来，我会用深度解读《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带大家看懂经济转型为何迫在眉睫。本系列分为上、中、下三期，干货较多，记得收藏后观看。
在很多人眼中，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在西方世界的认知框架里，一个国家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先进的法律制度、清晰的产权保护以及完善的市场体系。可是，中国在这些条件还未完全达到西方标准的情况下，跑出了惊人的经济增速。2020年之前，连续30多年每年增长近10%。
这种现象让不少西方人感到困惑和恐惧，这种情绪甚至从西方上层逐渐蔓延到普通民众当中，最终的结果就是：过去几十年里，不断有人抛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预言。特别是以章家敦为首的一些人，几十年如一日鼓吹中国崩溃论。可30年过去，这些预测全部落空，中国反而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这就给外国观察家呈现出一个奇怪的画面：中国就像一辆改装过度、使用过度，看起来破破烂烂、装置简陋的大运卡车，却在高速上跑得比谁都快。他们总觉得车里藏着什么秘密装置，这些东亚人一定把火箭引擎偷偷塞进了卡车里。这种情况，甚至连坐在车里的人都有点心慌。
那么，这辆“破车”怎么能跑得这么快？
一直到2020年后，当这辆车终于开始降低车速，其内部结构才较为全面地展现在大家面前，众人也终于看清楚：这辆车真正的发动机与心脏，是一层又一层的地方政府。
在这套体系里，地方政府并不是只机械执行上层命令的传送带，他们更像是拥有巨大权力的政治企业家，或是掌握着丰富资源的地方控股公司。他们手里握着土地，掌握着招商引资的决定权，甚至能通过各种手段影响银行的信贷方向。这让他们有极强的动力去搞活当地经济。很多改革的关键节点，也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才取得突破。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宽一些，就会发现中国这种政府带头的发展模式，和日本、韩国那种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政府特别强势，能够把原本需要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路程，在短短几十年里压缩完成、快速推进。
这种模式下的政府，会把发展经济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利用手里的资源精准扶持某些产业，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做得比日韩还要极端，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人口多、地域广，中央不可能像管理一个工厂那样管好每一件小事。
于是在几十年的摸索中，我们设计出一套极其精妙的治理规则，核心就是把中国特有的政治体系和市场竞争结合在一起，也可以简单概括为：行政发包制和政治锦标赛。
简单来说，中央政府就像一个总发包方，把经济发展、社会管理这些复杂任务，一层层包给下面的省、市、县、镇这些“承包商”，给他们极大的发挥空间。财政上，除了按规定上缴的部分，剩下的都能留着自己花，极大刺激了地方搞钱的热情。
除了给钱、给权，中央还给地方安排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晋升赛”：让同一级别的官员在同一个赛场上比拼，谁管理地区的GDP涨得最快、招商引资最成功，谁就有更大机会得到提拔。
在这种规则下，地方为了赢下比赛、获得更好的政治前途，就必须不分昼夜地去招商、盖厂房、修公路，甚至亲自帮企业解决各种难题，并从中获得收益。
这种全员参与的经济竞赛，构成了中国过去几十年高增长的底色，也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政经结构，让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规模巨大的资本积累和城市化进程。但它后来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债务积累、失业率波动、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副作用。
只有理解了这套把官场和市场捆绑在一起的运行机制，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国这辆看起来并不完美的车，是如何跑出令全球惊叹的速度的。
要真正了解这套机制，我们还需要更深入观察行政发包制的运行逻辑。
这一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承包商模式。初期看似存在众多灰色地带和解释空间，和西方国家凡事按规章制度走的政治机器完全不同。但好处也很明显：让政府体系内部更加灵活。
这种承包关系能跑得通，靠的是权力“三件套”。
第一件，是干活的自由，也就是行政权上的自由裁量权。虽然上级握着最终决定权和否决权，但在具体执行中，下级政府拥有很强的控制力。中国古代叫“天高皇帝远”。具体怎么招商、怎么开发土地，地方在符合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可以自己说了算。上级通常只给总体目标和方向，这让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第二件，是分钱的规矩，也就是财政权上的承包模式。在行政发包制下，县级政府不光要负责干活，还得自己筹钱支撑项目，这就是所谓的财政包干、预算包干。简单说就是业务分成：下级把该交给上级的定额交够，剩下的收益就能自己支配。这让地方觉得，自己不只是给国家干活，也是在给本地攒家底，搞钱的动力非常足。
第三件，是只看结果的考核方式，也就是考核权安排。上级通常不会整天盯着过程，也不会管你是否严格遵守每一道程序，最看重的是最后交上来的成绩单——硬性经济指标有没有达标。只要经济指标达标、招商任务完成，你就是合格甚至优秀的承包商。
行政权、财政权、考核权三者配合，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激励体系。地方政府在这个体系里，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机构，更像是一个个独立的经营主体，在各自领地上通过承包任务获得发展机会。
这种纵向承包逻辑，把原本死板的官僚体系变成了充满活力的承包网络。正是这套“出厂设置”，让地方官员像企业家一样经营城市，推动中国经济跨越式增长。
但这种模式只适合发展的前期与中前期。因为这两个阶段，国家存在大量内部需求和可以释放的工业能力。一旦到了中后期，市场就从蓝海变成红海，增量减少、存量博弈。这个时候，一把手权力过大、缺乏约束，反而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后果，最典型的就是烂尾工程、过度举债。
理解了这一承包逻辑，你就能看懂：为什么地方政府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竞争意识——因为每个层级都在为完成承包指标全速运转。
这就是中国治理逻辑中非常独特的一面：用内部发包的方式，解决了大国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足问题，为后续的政治锦标赛打好了制度基础。
如果说承包制是蓝图，那政治锦标赛就是让发动机转起来的动力。
在这套规则下，同级别的官员就像赛场上的运动员，他们竞争的不是奖金，而是升官机会。这场竞争对他们来说，是必须赢的晋升赛。因为在他们眼里，政治前途最重要，不仅关乎地位权力，更是衡量个人能力的最直接标准。
为了让比赛好打分，就需要一个看得见的积分牌。过去几十年里，这个积分牌就是GDP。
谁管的地方经济跑得最快、财政收入涨得最多，谁的分数就更高，升迁概率更大。当然有人会说关系、人脉很重要，但问题在于：到了一定位置，关系硬不硬不是稀缺品，而是必需品。在人人都有关系的情况下，这套竞争标准就至关重要。
数字最客观、最能说明问题，也能有效避免上级选拔时的主观偏向。相比于看谁听话、看谁觉悟高，GDP这种量化指标非常直观。上级只要把各地经济数据拿出来排个队，谁在前面谁就是优胜者。
就像高考一样，我们不否认存在地区差异，但如果没有高考，人才更容易被关系和财富埋没。高考至少能让踏实做事、有能力的人不至于被埋没。
当然，这场比赛要真正跑通、产生巨大威力，还必须满足几个关键前提。
第一个前提：人事权高度集中在上级手里。官员的提拔和任命，不是靠本地人选出来，而是由中央和更高级别政府掌握。因为上级手握决定职业前途的绝对权力，下级官员根本不敢偷懒，只能全神贯注听指挥、拼命搞经济。上级定下增长指标，下面就会主动加压，形成层层加码的竞争态势。
第二个前提：比赛是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官场晋升像金字塔，越往上位置越少。同一级别里，你上去了，我可能就没机会，甚至因为年龄永远失去机会。这种你追我赶的竞争，让每个选手都像上了战场，必须想尽办法招商、建项目、修道路，把对手甩在身后。
正是这种高强度竞争，让中国地方政府表现得比真正的企业家还要拼，甚至亲自帮企业解决各种难题。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双重博弈，直接驱动了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增长。
这套模式成功把个人利益和地方经济强行捆绑，实现了所谓的激励相容。
不过，这一发展模式也有对应的代价。
因为大家都盯着GDP、基建这些能直接加分的硬指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治理模式呈现出明显的重土地、轻人口，重建设、轻民生倾向。
有的地方为了在任期内跑出好成绩，不惜代价举债搞基建，甚至为了招商而忽略环保、忽略项目真实收益，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的生态破坏、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
这种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模式，在解决了增长动力的同时，也让政府行为逻辑变得偏激，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在各地层出不穷。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发动机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越来越明显：大家总觉得欠的钱最后会有上级兜底，结果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到了这个阶段，旧发动机还没熄火，就已经明显出现零件疲劳、动力衰减。传统的土地财政和基建驱动，越来越难以为继。
这些隐藏在繁荣背后的阴影，为下一阶段的危机与转型埋下伏笔。
我们只有理解这套机制的强大与短板，才能真正读懂中国经济接下来的阵痛，以及必须进行的彻底改革。
那么，这台曾经创造奇迹的发动机，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极限的？那些惊人的债务和失灵的土地逻辑，又是如何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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